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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的诺言

文/ 刘鹏旋

  母亲是1990 年清明节前夕走的,清明节这天落的葬。也许是父亲离不开母亲,母亲也离不开父亲,这年农历的十一月二十九日父亲就随母亲去了。
  次年清明节这天,我们为父母立了墓碑。墓志铭是春哥撰写的:因为儿子而贫穷,因为儿子而富有。看着春哥的两眼泪光,我坚信他是心里流着血写下这两句碑文的。前一句写的是父母艰辛的一生,后一句是儿子写给父母的诺言。春哥写毕见兄弟几个都默默地点头,便朝着我说:“题刻的字就由鹏旋来写,这几年他的隶书写得有些长进。”我从来没有过这样沉重的感觉,那毛笔沉甸甸的,提笔的手颤抖着,写完这短短的两句碑文,像是走完一段漫长的岁月。
  立碑的时候,我站在父母的墓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块黑色的花岗岩碑石,默默地流着眼泪,蓦然想起父母临终前的情景。母亲的死很凄惨:她是几天前胃病突然发作,不料出血不止,输进的血鲜红鲜红的,流出的血紫黑紫黑的,输进越多流出越多。医生说“胃癌到了晚期就会这样,没办法了。”到后来血也输不进了,血也流尽了,母亲挺了四天四夜最后叹一口气撒手走了。在我还小的时候,因为靠父亲的那点工资生活难以为继,母亲决然上街去摆烟摊,这一摆就是二十年。久而久之饱受风霜寒冷,患上了胃病,发展成溃疡,转化为胃癌。蓦然一回首,这竟然就是母亲生命的轨迹。父亲的离去很悲凉:母亲走后,父亲好像就剩下一件事了,那就是思念母亲。那天父亲夜不能寐,起身解手时仿佛听见了母亲说话的声音,心里一恍惚就摔倒了,跌成了股骨骨折,卧床痛苦呻吟了几个月。也许是母亲于心不忍,就接他去了。我在父亲床前眼看着他慢慢地闭上双眼,颤颤地合上嘴唇,断了最后一口气。是我和凯哥为父亲更的寿衣。我坐到床上,凯哥将父亲托起依靠在我的前胸,然后小心翼翼地为父亲脱下一件一件的衣裤。我用泪眼看着父亲那稀疏的白发,枯瘦的身子,最后一次感触到父亲那暖暖的余温。谁也不会信,父亲更下的衣裤全是打过补丁的,破损的厉害,不是我们买不起,而是父亲偏不让买,买了偏不肯穿。记得那次他对我说:“我穿这些衣裤暖心,都是你母亲一针一线缝的,一针一线里都是过去的日子,是与你母亲共度的那段艰难岁月。”想到这儿,我的心在滴血,目光紧盯着“因为儿子而贫穷”那句碑文,抱着愧疚问自己:父亲母亲来到这世上,就是注定了要为儿子们而辛劳、焦灼、贫穷一生的吗?又充满着怨恨问上帝: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的父母再多活几年?他们的儿子已经有能力让他们不再辛苦不再贫穷了,为什么让他们在一个该享福有福享的年龄离我们而去呢?难道,他们注定是这世界上活得最苦的父亲母亲?
  我的眼眶里盈满泪水,目光移向“因为儿子而富有”那后一句碑文。忽然想起有好几回清明节祭祖时,母亲对我们说的那番话:“总有一天父母亲也会离开你们的,到那时不在于你们烧多少纸钱给我们,只要能听到人家说起刘家的几个儿子没让他们的父母白苦一场,那就让我们欣慰了。陈老总不是有句‘捷报飞来当纸钱’的诗吗,就是这个意思。”我终于悟出,这后一句碑文源自母亲生前留下的隽永的教诲,春哥这样表述已转换成我们向父母许下的诺言。
  那碑肃立在父母的墓前,我相信他们在天有灵会看到它的。所以,二十年了,每年清明节的前夜,我都会在寂静的夜里理一理过去的时光,理一理曾经的往事,也理一理复杂的心绪,问一问自己明天回去有什么话要对父母说,有什么事能让父母高兴的,就像是要赶赴考场面对考官的考问;到了墓地头一桩事就是去擦一擦那块碑石,然后点燃两支香烟供在墓前,默默地向父母说着心里的话。记得那年回黄桥当镇长的前一天,我独自去了一回父母的墓地,一边烧着纸钱一边对父母说:“儿子明天就要回来做镇长了,我会踏踏实实为家乡做点事情,对得起我是刘家的儿子。别人离开了可以不回来,我不能不回来,父亲母亲的墓在这儿呢……”那天离开墓地,我专门约请家兄和平日走得近的几个亲戚吃了顿饭,开场白便对他们说:“人家都说东西南北中,黄桥最难弄,偏偏让我回来当这个镇长。今天设‘鸿门宴’,拜托你们三件事:一不要有什么事找我的麻烦,二不要揽人家的事给我添乱,三不要借我的名去办什么事。”当时心里这样想的:刚才我向父母许下的诺言连上帝也听见了,我自己是可以努力做到的,可不能让兄弟们碍了我的事叫我有口难辩。卸任回城那天,我在烈烈寒风之中赶去墓地向父母告辞,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简简单单只说了两句话:“父亲母亲,我在黄桥的工作结束了,儿子没有给你们丢脸。儿子就要回城里了,明年清明节再回来看你们。”
  五年前,我从监察局长岗位上转岗,到建设局当了书记。到了建设局我困惑了:半个脑子做事,留着半个脑子干啥呢?有一天,与春哥凯哥喝酒侃大山,说起父母去世快二十年了,春哥提议:何时三人合出一本书告慰两位老人。春哥已是拿过两个曹禺剧作奖的大家,凯哥也已出过几本企业文化的专集,还是全国化工行业作协副主席。我曾经写过不少官样文章,都是归属于文书档案的文字。这一提议委实让我有点为难。为了让父母欣慰和骄傲,我还是欣然应允了。这年的三月二十四日,我的第一篇散文《翱翔春天》见了报。没过几天清明节就到了,我把报纸带去了墓地,随那燃烧的纸钱捎给了父亲母亲。我确信他们一定会看到的。记得四十多年前春哥的处女作《芦沟一月》见报那天,母亲有整整一夜高兴得没合眼呢。
  清明节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独坐在寂静的夜里又一次困惑了:报纸已捎信给父母看了,他们一定是为儿子高兴了,高兴之余便是期待。春哥去当兵的那几年,父母总是天天望眼欲穿,期待着儿子的来信,今天收到了,明天又开始了新的期待。我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可接下来却又不知道往哪儿去写,便陷入了沉思。也许刚从父母的墓地回来,思绪还没走出对父母的思念和感恩,便不由自主地顺着父母走过的那条充满艰辛的路去寻觅,于是想起了母亲的烟摊:在那人头攒动、车挤人拥的街头,在那烈日酷暑、天寒地冻的街头,我看见了母亲的身影。于是我记下了母亲烟摊的故事,也记下了母亲走过的那段风霜岁月,感悟之间便潸然泪下。当夜,我在梦中将泪迹未干的稿纸送给母亲去看,心里胆怯怯的,生怕灼痛了母亲的记忆,但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母亲露出了微笑。我有点揣摩不透:那是母亲看了儿子的文章之后发自心底的欣慰一笑呢?还是母亲从容走过风霜岁月之后的淡定一笑呢?于是,我一次次顺着父母走过的路向前寻觅,往昔岁月里那些生活的情景,昔日街巷里那些生命的影子不期而至。我把我看到的、记得的和想到的记录下来;我把我那个曾经搬过七次的家和那些生命里的故事、生活的况味记录下来;我把我所熟悉的那些平凡、普通、庸常的一群人,那些贫困、卑微、寂寞的一群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命运记录下来,一旦见了报又一次次随着那清明节燃烧的纸钱捎给父母去看。
  我不知道春哥凯哥为何放弃三人合出一本书告慰父母的约定。春哥在前年就出了本《音诗画作品选》,去年凯哥的《心力管理》也出来了,这就逼着我独自出本文集不可了。春节前我请春哥为我的散文集《家住黄桥》写序,他在《写给鹏旋》这篇序里对我说:“你的成功还应该归功于我们的父亲母亲。我相信,父母的遗传基因里一定有着神秘的文化密码。”虽然写得诗化了一点,但真实的是,我们在父母身边的日子里接受了太多的耳濡目染和心灵启迪。这首先不得不感恩我们的母亲。母亲是一个常常把聪慧和机智融为笑谈的人。譬如,那年大表哥与大表嫂闹别扭,大表嫂一气之下回了娘家三个月没有回来。中秋节前大表哥上门请母亲去当一回“和事佬”,母亲二话没说拉上我去了大表嫂的娘家。进门那刻,母亲笑声朗朗着说:“侄媳妇今天看了报纸没有?勃列日涅夫发来贺电祝贺中国国庆啦,两国在珍宝岛动枪动炮的打得不可开交,中国国庆苏联还有个礼数呢……这次是我大侄子的不对,你要站个大理,跟姑妈回去过团圆节,啊!”母亲这么一说,大道理还真管住了小道理,大表嫂无言以对就跟着母亲回来了。直到今天,这件事都让我打心里钦佩母亲。母亲是一个总是把坚韧的意志和母爱的伟大融于常态的人。譬如,那年母亲偏偏是选择在冬天去十字街头摆起了烟摊,以自己二十年的艰辛乃至生命代价作为本钱去换取儿子们的成长。我曾在《本钱》这篇文章里感慨“母亲当年拿定这样的主张,是一种面对困惑的从容,是一种不向周围祈求的大气,是一种看得很远却又超乎寻常的高度”“是这样的母爱:一种热度,近乎于滚烫;一种财富,近乎于无价……”这种体味,随光阴流转,在我心里愈加深切。我将书稿整理完毕送去凤凰出版社的那天夜里,梦见了花园桥下的那个家,我告诉父亲母亲说:“儿子已退居二线,过两年就要退休了。虽然还忙点事情,有时间就写写文章,都是你们那段艰苦岁月里的那些事,那些人。”母亲微笑着说:“儿子,想写就写吧,这是我和你爹的福祉,也是你的福祉。”
  清明节又要到了,我还拿什么去告慰父亲母亲呢?我想,父母一生看轻钱财,看重的是儿子们能带给他们精神上的富有,于是写了这篇文字。我只是常常在梦中看见他们欣慰的笑容,而在他们的墓前只能默默地用心灵去感悟。也许,那一片盛开的油菜花就是他们绽开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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