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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动模范何永乐

文/ 陆进富

  2002 年,85 岁的全国劳动模范何永乐逝世了。我听到噩耗,连忙联系市级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于当日下午一同前往何老的家乡横巷公社何韩大队进行吊唁。面对何老的遗体,他们习惯地三鞠躬,我却怀着崇敬的心情磕了四五个响头。多年来,我参加过若干次悼念活动,除对父母行此大礼,其余唯一的一位就是何老了。

  我大约十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随公社王秘书帮何老整理典型发言,第一次与他接触。何永乐没有上过学,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好学。大队一级基层组织,无疑没有专门的秘书,何韩大队作为先进典型,上公社、县、市,甚至省,发言的机会又比较多,往往都是请公社的笔杆子王逢元同志帮忙。何老的儿子是我的老师,按理做老师的应该替父亲动动笔,可他偏偏又不喜欢写作。我的老师知道我从小就负责出学校黑板报,所写作文多次作为范文在班级朗读,故自然而然地把我领在身边替替他的手脚。公社的王秘书无疑很忙,也需要培养接班人。这样,几方面的因素一叠加,我很快就成了何永乐的秘书、宣传员兼私塾先生。起初一两回,我是跟在王秘书后边抄稿子。我根据何老的情况,一页纸只写50-100 个字,写得大大的,工工整整的。一页纸,一般要教他读个把小时,有时一篇发言稿他要预读上一两天。遇见难字,我尽量换成容易的,意思差不多的,便于他认。抄了一两回以后,王秘书就拉提纲让我试写。从发言稿到新闻报道,一来二去,这一头的文字就全交给我了。以后,何老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干到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再到退休,我从回乡知识青年到公社人武干部再到县(市)工作,二十多年来,何老一直喜欢找我写稿,我为何老、为老家何韩大队写的材料足有上百篇。

  写文章本是苦活儿,可我为何老、为何韩大队写文章,却感到快乐、幸福。因为我从这儿起步,直接接触社会万象,面对面接受先进人物的熏陶。我把这些写作的过程当作锻炼的好机会,把何韩大队当成修养的大熔炉。我近距离接触何永乐,反复宣传过何永乐,被他的人格魅力、创业精神深深感动。何永乐于1952 年夏带头创办了泰州地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担任社长。1956 年,其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出席全国劳模大会,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的先进事迹可以用三句话概括,这就是乐于助人、敢于创新、善于奉献。乐于助人,是指何永乐开始搞帮工队、互助组,在大雨来临的时候,能先帮庄邻抢收麦子。他帮群众做的好事要“动船装”,所以,才具有登高一呼,众人响应的资格和能力。敢于创新是指何永乐肯动脑筋,敢于试验。在当时具有“第一个吃螃蟹”意义的是“三改”,旱改水、纯改间、低改高:把纯旱地改成水旱轮作,把纯作改成套种、间种,把低产田改成高产田、低产作物改成高产作物。何韩经验成功后,很快在全县、全地区、全省推广,两年间全国各地有三万多人次前来取经。善于奉献,是指何永乐带头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可他自己从不沾公家的便宜。他为群众办了不知道多少好事,却不要一点回报。说起来,我还有亲身体验。我大伯年轻时被招婿招到珊瑚顾堡大队。几十年后,他感到老家比顾堡不知要好多少倍,故想把户口迁回来,随我家(我父亲是他的五弟)生活。我父亲找到何永乐,他二话没说,当即表示同意。后来,我父亲带了一袋子花生上门表示感谢,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下。何永乐、何韩大队令人感动的事迹太多了,《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先后以几个整版发表了《何韩十年》、《新风新业新何韩》等六篇文章予以介绍。

  何永乐到公社任职是1976-1980 年期间。这时,我在公社搞文字工作,并有一年半期间参加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我家属五队,紧靠黄桥肉联厂,何老家在一队,处在我家与公社党委所在地的中间。我们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有几次,我乘车去县城办事,直接回公社,何老知道我把自行车放在家中了,就招呼我一起回家。我比何老小40 岁,自然应该骑车带他。可他却说什么也要坚持驮我。到了一队何老家附近,我就跳下车,不让车再向北行。何老却认真地叫我再坐上来,他要一直把我送到家。他就这样驮我驮了好几次,总不肯让我骑,更不肯让我花钱坐“二轮车”(专门驮人挣钱的车)。

  我和何永乐亲密无间,但还有一个秘密至今没有公开。那是有一次公社召开民主生活会,之前,何永乐照例找我帮忙。当时,我尽管是公社的专职人民武装干部,但被借用在县人武部政工科近三年。不过,只要在泰兴,我一般不会推托。那次民主生活会很严肃,县委、县委组织部将派人前来参加。我感到马虎不得,便做外围摸底工作。当我与某领导交谈,看看他认为何老有什么不足时,某领导说:“何永乐同志根正苗红,吃苦耐劳,真难找到什么明显缺点,你就写一条,有点骄傲自满吧。”于是,我替何老写发言稿时,在罗列了一些工作情况后,就用委婉的语言表示,今后要克服自满情绪,继续努力,等等。谁知,何老也一直在思考自己的不足,更关注别人对他的看法。他看到我替他写的发言时,冷不丁冒出一句:“‘自满’,这就是你给我画的像?”顿时,我感到气氛不对,觉出了何老的反感心理,急得要命,但又不好说出这是某领导的意思,只好打圆场地说:“永不满足是对领导干部的高标准、严要求,是通用性的说法。”何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用了我的原稿。这件事使我觉得何老对别人的意见有非常难得的大度。何老逝世十年了。在我对何老的怀念之情与日俱增之时,我觉得这件事可以解密了。事实上,何老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当年,某领导也许是“硬”找的一条缺点而已,谁也不会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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