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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是故乡明

——著名生命科学家王德宝回归祖国纪实

文/ 徐舒成

  伟大的祖国,我们共同的家园和可爱的母亲。她有着锦绣的河山、悠久的历史、灿烂的古代文明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更有着无比优越、独具特色的社会制度。“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在我们伟大祖国的温暖怀抱里,每一位中华儿女可以尽享作为一名中国人所应该享有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可以按照社会的需求和自己的选择进行学习、工作和生活,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专长进行创业、创新和发展。在我们伟大祖国的花圃里,有清新的空气和温煦的阳光,也有炽热的酷夏和难耐的严寒;有着真诚的朋友和慈善的使者,当然也有虫害、灾难和害群之马。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前进道路上,有着探索的艰辛和胜利的喜悦,也有着迷惘的失误和惨痛的教训。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母亲和儿女的心总是相通的,中华儿女永远挚爱着自己的祖国母亲,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创新发展、振兴中华,尽心尽力报效祖国,永远是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关联着每一位中华儿女的青春、信念和命运。这里记述的是我国著名的生命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主席团成员王德宝60 年前如何历经数年、费尽周折回到伟大祖国怀抱,并为之奋斗一生、奉献一生的故事。在我们伟大祖国开创60 年崭新业绩的今天,重温这个故事,或许可以给我们许多新的启迪。

  1994 年9 月6 日,是黄桥中学70 周年校庆纪念日,作为特邀嘉宾、76 岁的全国著名生命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主席团成员、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王德宝老人回到了阔别25 年的家乡。9 月7 日中午,我们特地赶到黄桥拜访王老。尽管连日的奔波、应酬,王老的精神依然很好;提起往事,他思路敏捷,如数家珍,兴致勃勃地与我们讲起他出国留学的故事……

  那是在军阀混战,战争频仍的1918 年,我出生在黄桥镇的一个殷实之家。6 岁时,父亲送我入私塾读书,师从吴铁珊老先生学国文。后来黄桥办起了洋学堂,我于1930 年初转黄桥小学,完成了小学的学业。1931 年夏报考通州书院,在南通读完中学课程。1936 年夏考入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生物化学系,1937 年因抗战爆发被迫随校迁重庆继续学业,1940 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3 年夏又到成都中央大学生物医学院钻研生物学业,并于1945 年担任讲师。抗战胜利后,学校于1946 年5 月启程迁回南京。到南京后听说教育部举行公费旅美考试,只有10 个名额,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报考了与生化专业相近的制糖化学专业。半年后接到录取通知,我迅速办好签证,买好从上海直航美国的船票。即将离开故土了,这一去不知哪天才能回来,我心里很不平静,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的学习机会,争取早日学成归来报效我们伟大的祖国。1947 年1 月初,我告别了上海港,开始了横渡太平洋的旅程,14 天后,绕地球东半周来到美国南部第一州路易斯安那州。这是个濒临墨西哥湾的黑人聚居地区,主产甘蔗等物。我在路易斯安那州大学读了1 年的制糖专业,考虑到制糖工艺较简单,而美国中部城市圣路易斯城华盛顿大学有生化系,这一年又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就于1948 年夏转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生化系研究生班学习,第二年夏完成了硕士论文并取得硕士学位。之后,我又随指导老师来到美国本部保留地的克利夫兰大学谋求新职并继续钻研学业,于1951 年夏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美国留学5 年的日子里,我无时无刻不思念祖国,思念父母,思念亲人。当时虽然美国采取敌视封锁新中国的政策,台湾特务在美国活动猖獗,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我们还是从有关报纸、收音机里,特别是从两周一封的家信上获得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人民当家作主人,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土百废待兴。我刚过而立之年,恨不得一步跨进祖国,投身火热的建设。可是实现这一美好的愿望又是谈何容易啊!由于当时人为的隔绝,回到祖国大陆必须经过香港中转,而香港又是英国人统治管辖的地方,这就很费了一番周折。1951 年春,我到英国驻克利夫兰领事馆办理香港过境签证手续,那个英国官员摘下眼镜把我打量了好几遍,然后慢条斯理地说:“你是国民政府送出来留学的,现在中国大陆是共产党执政,如果共产党不肯接受你,你就要滞留香港,那就会给香港造成负担,如果有了共产党的接受证明,我们可以考虑放行。”到哪里去弄证明呢?我忽然想到回大陆后的第一站是广东,于是就大着胆子给当时的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写了一封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剖明了个人回归祖国的心迹。时值立国之初,叶剑英元帅肩负着西南军事重任和地方整治大业,他会回信吗?我在忐忑不安中等待了一个月,居然等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的回信和两份文件。一份是中文,一份是英文,是为我办理过境签证作证明用的,记得文件上有这样一句话:“中国政府和祖国人民随时欢迎所有的留学生走任何途径回国参加建设。”文末还有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签名章。祖国母亲没有忘记她的儿女,我将回信紧贴在胸口,高兴的心情难以言表。第二天,我理直气壮地赶到英国驻克利夫兰领事馆交涉。谁料,在那里又受到了刁难:“因为你们要去的地方是中国大陆,我们作不了主,必须将文件手续寄送香港审批。”就这样又拖了一个多月,香港方面才给了我签证,但条件很苛刻,规定我在香港的逗留时间不得超过24 小时。

  1951 年9 月,我离开旧金山坐了5 天船来到美国东部的檀香山,客轮要在檀香山逗留8 小时才能西渡香港,我们几个同船的青年人相邀上岸吃饭购物,游览檀香山市容。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当我们返船后即被告知不准回国,我们只好离船上岸,在檀香山移民局委身了一夜。移民局是临时安置流动闲散人员的地方,在我们的强烈抗议下,第二天改住了旅馆,几天后接到美国政府的书面答复:“你们不能离开美国,在美国可以享受就业和教育的充分自由,如果自行离境,就会受到罚款5000 美元或处以5 年徒刑的处罚。”当时一起被扣留的有九个人(其中七个人都是留学生,还有一对夫妇),我们大家一分析,发现被扣留的都是搞自然科学的,这大概与已经爆发的朝鲜战争有关。几天后,同行的8个人相继返回美国大陆,我还在檀香山苦熬着时光。我想,我已经从旧金山来到檀香山,离祖国越来越近了,怎么可以舍近求远呢;同时还抱有一个幻想,就是我一个人目标小,会不会被开恩放行呢?我一边耐着性子等待,一边找到一家华人办的工厂,在那里干起了装卸木材的活儿,以维持起码的生活。后来,我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一是回国的可能很渺茫,继续耗下去将会丢掉所学的知识;二是我没有干过体力活,两个月的苦役已经使我筋疲力尽了。无奈中我给约翰霍普津斯大学写信谋求新职,很快接到了回信。1951 年11 月,我珍藏着对祖国的无限思念,又一次从太平洋东海岸来到大西洋的西海岸,在霍普津斯大学从事博士后的研究。

  1954 年夏,随着朝鲜战争、法越战争的先后停战,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交涉,我感到回国的机遇已经到来。当时抱定一个信念,只要离开了美国,就有办法回到祖国。为了避免英国人找麻烦,我决定改走大西洋,于1954 年10 月乘船来到法国。到了巴黎才知道,当时联结祖国大陆的跳板仍然只有一个香港,非要拿到英国人的过境签证才行,我只得硬着头皮去跑英国驻法国巴黎的大使馆,英国方面一会儿说我们是从美国逃出来的,一会儿又说要经过香港方面的审查,几经周折,一个月后才拿到过境签证。就这样,我从巴黎往伦敦,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渡地中海,过苏伊士运河,出红海,涉印度洋,绕地球西半周,1954 年11 月来到香港后,脚不沾地乘火车经深圳来到上海,于1955 年1月回到阔别8 年的老家黄桥,享受了一家团圆的欢乐。1955 年1 月底,家人送我赴京报到,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被迅速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后来分为生理、生化两个所),从事生命科学的研究。在中国科学院,我所学的知识得到了充分的发挥。1955 年,我被评定为首批学部委员。六十年代后期,我们所成功地研制出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将生命科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由我牵头创造成功了用鸽肝酶Ⅰ直接变为补酶Ⅱ的大规模制配方法,30 多年来一直被世界各大制药厂所采用。

  王老谈兴正浓,无奈约定的时间到了,王老还有重要活动,我们只好依依不舍地与他握别。

  年轻的朋友们,当你们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会不会对“祖国”的含义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呢?祖国灿烂的前程在向我们招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担子压在我们肩头,让我们以老一辈科学家为榜样,不懈地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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