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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桥中学1945—1946年夏记

文/ 陆树菁

  江苏省黄桥中学是苏北办学较早、全省知名的学校,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并创造了辉煌业绩的学校。她有着韩士元、丁廷标、严则韶、何绍祖和何卓甫等先贤文士卖田产、筹资金,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兴办中学的传世佳话;有着黄云祥、姚古渔、姚琮和吴荣成等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年代、解放战争时期带领广大师生坚持分散办学、游击教学,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骨干力量的光荣历史。新中国成立前后,有着积极配合渡江作战、抗美援朝等中心运动的出色表现;在长期教育实践中,有着致力于改革创新、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办学层次,为社会主义事业输送了大量优秀建设者、保卫者的重大贡献。黄桥镇和黄桥老区的人民对黄桥中学真是拥戴有加、关爱备至。是黄桥中学的教育高质量、高升学率(当然其中有小学、初中的贡献),使施教区成千上万户普通家庭改变了面貌,提高了在现代社会阶层中的地位。黄桥中学在她发展成长的每个阶段,都有可书可歌的篇章。我在抗战胜利复校后的黄桥中学就读了一年。想以回忆所及作为引玉之砖,热切希望黄桥中学的老师们、历届的学友们,能忙里抽暇、克疲奋笔写出自己经历的片断,留以教育激励后人。推而广之,我更期望黄桥的父老乡亲们从不同的角度回忆、挖掘乡梓的灿烂文化、光荣历史、英雄先贤和我们不应该忘记的记忆,俾伎黄桥古镇的形象更加古朴实在、丰妍睿逸。由于历史短暂、年纪少小、见识浅薄、知情有限,记述中讹误、疏漏处望老师、校友补正。

  1945 年秋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盘踞黄桥的伪军被新四军消灭,龟缩在黄桥中学校舍里的日本鬼子在拒绝缴械投降后连夜乘汽艇仓皇窜逃。八月底黄桥解放,成立了市人民政府。从此黄桥人民结束了长达近五年的亡国奴生活,呼吸着光复后晴朗天空下自由新鲜的空气。那时,我刚从黄中补习社高小毕业,亟望升入初中读书。不几天,传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黄桥中学复课招生,报名地点在北街道院内。报名处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有街上的同学,也有乡下来的学生。我们报初一的还参加了入学考试。报初二、初三和高中的同学随到随考。两天后学校公布录取名单。初一录取的学生最多,共一百多人,我也榜上有名;初二、初三每班录取约四十人;高中录取的人数不多,每班仅二、三十人。

  开学前闲暇无事,我与几个同学到花园桥外黄桥中学校园内游玩,这里是开学后我们读书的地方。几年前我经常跟随在黄桥中学读书的大哥到这里游逛。顿时,当年黄桥中学校园的景象跃现眼前。黄桥中学校园宽广辽阔,占地100 亩。北抵如泰运河,一座坚固的木桥飞跨河面,直通城隍庙方向。沿河岸是一排平房,中间是朝北的校门,两旁是传达室、油印室、理发室、浴室和食堂。平房的南面并立着两座高大的建筑。西边是著名的工字形教学楼,上下共八个教室。这座楼给人的观感是朴实稳固,端庄肃穆。东边是红墙红瓦的二层师生宿舍楼,习惯称为红楼。这座楼屋面四周突起着一个个尖顶的、三面镶着玻璃的老虎窗,远远望去不失西方建筑造型的别致、色调的新颖、风格的典雅(据长者说,黄桥中学的工字楼是聘请南通的某某承建商设计建造的。此商对建材和建造质量要求极高,不少建材都是从英国采购的,因而造成资金一再透支。而此商就是当时全国最高建筑物——三十多层的上海大厦的设计得和建造者。可见先贤们对创办这所学校要求之高、期望之切了!)。校园的东部屹立着南北走向的大礼堂与图书楼的联体建筑(清朝晚年,民国初年,倡导教育强国,捐资兴学是至善厚德之举。我县新市镇的张姓大户主人六十大寿,将收的贺仪加上部分资产捐献给黄桥中学建大礼堂。由于张氏氏祠堂的堂号为“谦三”,为纪念张氏的义举,将黄中大礼堂定名为“谦三堂”。人们习惯于称大礼堂,日子久了本名反而被淡忘了;而图书楼是黄桥王民家族集资建造的)。图书楼在南面,一楼成为这个联体建筑的门厅,使整个建筑显得高大气派,可以容纳二千人的大礼堂里没有一根立柱,这在当时是十分稀罕的事物。大礼堂的东边从北向南一专列座东朝西的几十间平房是学生宿舍。宿舍后是广阔的田野,宿舍前是一排修剪整齐的冬青树,环境十分幽静。大礼堂的东南面垒有一座土山,山虽不高大,但树木婆娑,曲经蜿蜒,是师生休息的好去处。校园的西北面与李广源的花园别墅以竹篱相隔。别墅是树木葱笼、建筑别具一格。学校的小农场就在附近,里面曾经养了一头白色的大洋猪,一群白羽红冠、健硕好斗的雄鸡、体肥温顺的母鸡,几只毛绒绒的白兔。这些都是从国外引进的良种,用于教学的。校园西边开了个校门,门前是南北通衢大道。学校南面隔着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与南场村相望。在校园诸多建筑的环抱中,是平坦开阔、绿草如茵的大操场。东区靠近大礼堂是篮球、排球和羽毛球场地,单杠、双杠、爬杆、秋千等运动器械布落四周。四百米的环形跑道占据大操场的中央,周围场地仍显得宽裕。校园四周还移栽了一排成年的树木,都长得茂密葱绿。在我的心目中,黄桥中学是一个校园宽广、环境优美、设施完备的令人向往的学习天堂。

  岂知今日,我们张目望去,校园遍地狼藉,满目苍夷。西大门内原来小鬼子用来炫耀武力、恐吓百姓用砖头垒砌的坦克,砖头已被老百姓挖光,只剩下一堆黄土。远处图书馆楼顶的岗亭仍然竖立着,昔日不知多少妇女、儿童和老人因靠近外围的铁丝网,被岗亭里的鬼子射杀。操场南边鬼子建的三个碉堡仍然龟伏着,齐胸深的壕沟把校园围了一圈。一条战壕从工字楼前穿过操场直通中间的碉堡。整个操场杂草丛生,碎砖遍地,篱草、野苋菜高可及肩。工字楼虽遍体鳞伤,仍然稳固地端坐着,保持着一份尊严。东面的红楼已面目全非,门窗损坏,墙垣倾塌,室内有火焚的痕迹。北边的一排平房被鬼子烧个精光,桥上的木板全被撬光。大礼堂、图书楼幸存着,东边的一排学生宿舍只剩下一堆堆瓦砾。整个校园看不到一棵树木,一个行人,死一般沉寂。只见到几个木瓦工在修理工字楼的台阶和门窗。面对这一片惨象,我们于万分愤恨中不免夹杂着一丝惆怅和失望。

  第二天,学校贴出布告,通知学生自带工具,参加整理校园的劳动。学校给各班分配了任务,号召开展劳动竞赛。我班的任务是铲除杂草、清理乱砖碎瓦,填平一段壕沟。老师们也带着工具与我们一起劳动,大家劲头更足。虽然都干得汗流浃背、精疲力竭,也不肯休息。由于地方太大,我们苦干了两天,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大大改变了学校的面貌。

  九月中旬的一天,学校开学了!当天下午在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七个班级(高初中六个班加一个土木工程专业班)三百多名同学入场后只占了大礼堂不到一半的面积。教务主任姚古渔主持典礼,校长丁廷标讲话,还有教师、学生代表发了言。见到的是新面孔,听到的是新词语,同学们脸上都流露着激动、兴奋的神情。

  学校共有近三十名教职工。他们中有来自抗日民主根据地黄桥中学分校坚持游击教学的老师们,印象深刻的有姚古渔(时任学校教务主任后接任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苏省如皋师范校长、党委书记,中共如皋县委常委),吴荣成(黄桥人,教政治,实际是未公开的中共黄桥中学支部书记,曾任陈毅的机要秘书,建国后在教育、文史机构中多任要职),姚琮(我们的级任老师,教政治,年富力强,精明干练,后曾任中共黄桥中学支部书记,建国后在省体委任职),林森(林森为名,其姓不详,教音乐,一个活跃的青年工作者),游棣(美术老师)……他们中有黄桥沦陷后因故滞留乡梓或流落异乡但不失大节的原黄桥中学的教师和地方上的文化人,印象深刻的有丁廷标(黄桥中学创始人之一,担任校长,中国青年党江苏省书记,曾代表该党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后任国民党国大代表、中央立法委员,病逝于香港),何卓甫(晚清秀才,黄桥中学创办人之一,曾任总务主任、教国文),李仁金监(教历史,后任扬州大学教授),王吉六(我班的国文老师,曾参加省、县编志工作),王宏德(黄桥人,教化学),丁文湘(教几何),李老师(黄桥人教数学)……还有喜祥和何富寿两个爱校如家的工友。

  学生来源也是多方面的,本镇的学生占多数,黄中分校合并过来的也不少,还有周围农村学校的学生,社会失学青少年占了一定比例。

  综合看来,学校从领导层到教师、学生,他们分别来自抗日民主根据地、沦陷区,少数人来自大后方。他们的政治身份、立场观点、经济地位、人生经历各不相同,情况相当复杂。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的隐蔽斗争一直很激烈。在泰兴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学校曾破获中统属下的学生特务组织和反动学生组织。抗战胜利后,社会上和教育界暗流涌动,斗争更加激烈。黄桥中学也不例外。一方面是未公开的共产党、青解团组织努力控制局面,加紧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防止破坏活动,保证完成教育教学任务。另一方面,部分持正统观念的师生寄希望于国民党,使得隐蔽的国民党和敌对分子,有机可乘企图进行破坏活动。1946 年秋,我方在黄桥开展惩奸行动,黄桥中学就有一个教师和学生是潜藏的敌对分子被镇压。虽然情况复杂,人心不齐,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着崇高的威望,学校党组织成功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党团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加之广大学生久乱思安,久乱思学,珍惜胜利后安定美好的学习生活,整个学校一直教学秩序平稳,学生学习热情高涨,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开学不久,丁廷标校长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中共黄桥市委、市人民政府在学校大礼堂召开了盛大的欢送大会。市委书记兼市长倪浩堂致热情洋溢的欢送辞,各界人民和师生代表也纷纷发言欢送。丁廷标赴重庆后再没有回过学校,姚古渔主任提升为校长。

  复校后的黄桥中学,教育教学管理比较正规,老师对教学工作十分认真。

  当时人民政府还无力制定有关教育的管理规章,所以学校的学制、校历、课程设置等方面尊重黄桥中学老领导、老教师的意见,基本沿袭抗战前国民政府颁布的章制。特别是课程科目开设齐全,对学生是有力的鼓舞。黄中分校来的同学告诉我,他们在乡下只有政治、国文、写作几门课,现在科目齐全,他感到幸福、感到振奋。

  我们没有统一的教科书,而是由教师选用或自编教材。高年级选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三S平面几何》、《范氏大代数》等作为课本。这些书很难购买,只能几个人合用一本,几乎成了宝贝。国文可以选学古典文学、唐诗宋词,政治老师取材也比较容易,难就难在数、理、化、生等学科手头没有参考书的老师,他们要靠零星的资料、挖掘记忆编写教案,设计习题,十分辛苦却又不能对外声张。

  我们的老师几乎个个都是真才实学、各有专长,他们爱教、爱校、谦朴、敬业,他们虽薪傣菲薄,却克己、克艰、尽责、奉献。有老师家住十里外的农村,不管天气多么恶劣,从不迟到缺课;有老师家境清贫,便向亲戚借了一件长衫,保持教师的仪表。教化学的王老师从家里搬来实验设备、化学试剂,当堂进行实验教学,使学生获得真知。王老师每每换上一件长衫,一堂实验课下来,衣服前襟上就被试剂腐蚀得洞洞眼眼。虽常遭家人责怪,而他却乐此不厌。

  老师教学认真,学生也学得刻苦。因为没有课本,知识的掌握必须靠课堂作详细的记录。提高笔记的速度和准确性,成为我们学好功课必备的基本功。我们听课时聚精会神,耳听、心思、手记,不敢稍有懈怠,经常写得手麻脖子酸。后来我们向分校的同学讨教,掌握了一些简缩字(句)和代用符号。替代符号多数是使用数学解题用的符号和化学元素的简写字母。实践中我们也自创了一些速记方法。这一来大大提高了记录的速度和学习效率。为了防止记录出错,我们养成了课后对笔记的习惯,同时讨论解决疑难问题,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那时我们真有“此时无书胜有书”的感慨。

  开学没几天,老师和同学们都发现,从分校来的同学政治理论、写作水平比较高,口头表达、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强,但数、理、化几门功课基础相当差。学校对这情况十分重视,采取了两条补救措施。一是放慢这几科的教学进度,同时对这部分学生突击补课;二是在城乡同学间开展互帮互学活动。农村同学深知数、理、化作为基础学科的重要性,也深知这次补课是难得的良机,对补课教表现得自觉、主动、积极。农村同学生活艰苦,自己烧饭、洗衣,平时学习时间就很紧张,晚上学习照明问题难以解决。开始突击补课后,他们起早贪黑,有的在路灯下抢时间埋头苦学,抓紧课余时间向老师或同学请教。他们本来每周都要回家拿粮草菜蔬,时间紧了只好让家里派人送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老师的集中讲授,个别辅导,同学间的结对帮助,自身的苦学苦钻,学期考试前大多数农村同学都能够跟班学习了。我们发现,通过突击补课,整个校园出现了师生团结一心、城乡同学友爱互助令人欣喜的局面。补课活动获得了学业和思想双丰收。

  学校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卓有成效。


 

  学校开展政治思想教育的主阵地是政治课、报告会、辩论会。政治课全部由黄中分校来的教师担任。教材主要选自《江潮报》(以后改名为《江海导报》)的社论、短评、重要时政新闻,紧密结合当时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需要,现实意义又强。有时也讲些政治常识、选学毛主席著作,高年级同学还学习由三分区专员朱克靖编写的《革命人生观》小册子。学校经常举行报告会,主讲人是学校领导、政治教师或市、县干部。一般一个报告讲一个专题,时间不长,收获不小。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粟裕司令员在学校大操场万人大会上作报告的情形。那天,新四军战士、各学校师生坐满了大操场,真是人山人海。我们坐在操场的东边。由于没有扩音设备,根本就听不到报告的内容。我就以“解手”为借口绕道溜到讲台前看个究竟。只见台前坐了一大片新四军战士,队伍整齐,个个精神饱满。队伍前排列着十几挺重机枪和十几门大口径的迫击炮,煞是威武壮观。台上一个身材不高但精气神十足的军人正挥动着手臂大声地作报告。这个首长我见过,他就是黄桥决战胜利后到我们罗家巷周觉才钟表店修手表的粟司令!这时台侧的警卫战士打手势让我走开,我只得悻悻地回到自己的队伍。在台前我只听住了粟司令讲的一句话:“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后我不知多少次在同学面前重复着这句话以炫耀自己。姚琮老师听到后帮我补充了前半句并作了解释,我才算明白了这句话的含意,对自己一知半解还充饱学的行为深感内疚。

  事有凑巧,前不久我翻阅《泰兴县教育志》,偶然看到如下文字记载:“……秋(为1945 年10 月,笔者注),泰兴县中学生联合会在黄桥中学大操场召开了五万人的军、民、学联欢大会。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报告。”这时我才弄清了这场报告会的来龙去脉。

  学校特别重视解决学生现实的思想问题。为此提倡教学民主,敞开思想、言论自由,采取讨论乃至辩论的方式解决认识问题。“分组讨论、汇报交流”是政治课、报告会后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小组讨论会上同学们围绕议题自由发言,允许争论,允许保留意见,真正做到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各组长汇报实际上是交流讨论心得,最后老师总结进一步提高认识。对于事关全局带遍性的认识问题,学校组织由班到全校的辩论会解决。全校性的辩论会一年里进行了两次,第一学期辩论的主题是“桃子该由谁摘?”第二学期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辩论会先以班为单位进行,几乎所有的班都形成观点对立的两派。再由各班推选代表参加全校辩论大会。现以“桃子该由谁摘”为例,简述辩论大会的盛况。其实这个问题开学以来一直是镇、乡同学之间争论不休甚至产生摩擦的问题。分校的同学认为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大片国土丧失,是民族的罪人。镇里的同学认为共产党搞暴动、争地盘,破坏抗日,在敌后游而不击,而国民党在抗战是挑大梁的。真是观点针锋相对。彼此各不相让。学校辩论大会在大礼堂举行,全校师生都参加,双方代表分别站在舞台的两边。林森老师主持大会。他宣布了辩论主题、双方主要论点和大会纪律后辩论开始。起初代表们举手后依次发言,阐述、论证各自的观点,剖析、批评对方的论点颇有辩士的风度。后来辩论愈来愈激烈,双方争着发言,声调越讲越高,情绪越讲越激动,也有台下的同学跳上台参加辩论。这时长篇大论讲不下去了,变成了简短的口号喊叫着。只听到:“平型关大捷”、“还有百团大战”,“台儿庄会战胜利辉煌”、“远征军血洒缅甸”、“建立统一战线、全民团结抗日”、“专制独裁,镇压学生运动”、“搞暴乱、破坏抗日”、“游而不击、伤不了敌人的皮毛”……象连珠炮一样震人耳鼓。主持人沉着地稳定了秩序,提出两个具体问题让双方继续争辩。第一个问题是共产党、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各作出哪些贡献?第二个问题是桃子该不该只让国民党一方来摘?双方踊跃发言,一条一条摆事实、讲依据,各陈己见。事实最有说服力,大量事实拉近了双方的距离。主持人见双方说得差不多了,请吴荣成老师总结讲话。他比较系统地讲述了抗战史。着重分析了“西安事变”前蒋介石集团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日寇大举入侵寄希于国际调停,导致东北、华北大片国土沦丧,国家危如累卵的前因后果;讲述了共产党不计前仇,正确处理“西安事变”,避免了大规模内战,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历史意义;阐述了共产党作出的“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打一场全民抗战的人民战争”、“打游击战、持久战”等一系列正确决策,对逆转抗战败局、夺取最后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针对“游而不击”的论点,吴老师列举了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范围、面积、人口,牵制敌人兵力的数量,战斗的次数、规模和战绩。翔实的数据、铁的事实,充分说明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日成效卓著,在抗战全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吴老师几乎以相等的时间,介绍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抗击、阻滞日军进攻作出的重要贡献,付出的重大牺牲;列举了台儿庄会战、上海、武汉、长沙及衡阳保卫战等战役的激烈战况,歼敌数量以及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广大爱国将士英勇杀敌、壮烈捐躯的感人事迹,师生们听了深为感动。最后讲到“桃子该由谁摘”这个主题时,他说蒋介石命令侵华日军和伪军,只许向国民堂队缴械投降,这是个十分蛮横、十分荒唐、极不公允的命令。桃子应该由参加抗战的各个方面来摘,不能国民堂独占胜利果实。应该是谁与日寇面对面撕杀、谁就可以就近摘桃。蒋介石不能坐在峨眉上,把手伸得老长到东北、华北去摘桃。师生们对这样的结论报以热烈的掌声。

  学校组织各项社会活动和宣传活动,让学生经受教育和锻炼。学校组织了秧歌队、歌咏队、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排、自演节目。宣传队有时在大会堂公演,有时上街宣传。为了声援大后方学生“反内战、争自由”的斗争,全校师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锣鼓队、秧歌队开道,话报剧、歌舞沿途演出,歌声、口号声响遍街巷,市民们涌向街头,真是万人空巷,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学校定期举行的文艺会演,各班都要出节目。我们班的同学一起哄,推定我和另外几个同学承担这一任务。我们哪里懂得自编节目,冥思苦想了两天毫无眉目。后来一个同学说,共产党来了,盗匪绝迹,小偷改邪归正,路不失遗,夜不闭户,是很好的素材。大家听了很高兴,决定编一个改造小偷的短剧,由我演公安局长,一个同学演警察,另一个同学演小偷张三,道具是两项灰色军帽。在讨论如何安排小偷的生活出路时,大家着实费了一番心思。学出那天,前几个节目都演得不错。轮到我们登台,我心情紧张,顿时手足无措,台词结结巴巴。一想糟了,有人会起哄了!但台下却鸦雀无声,大班同学们都以鼓励的目光看着我们,使演出比较顺利地进行。短剧结束前,我高声宣布“张三坦白彻底,改过决心大,免予处罚,安排到江海公司快船上当搬运工。张三要自食其力,重新做人!”张三突然朴通一声跪在台上,边磕头边喊:“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出乎意料台下骤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从内心非常感激高年级同学对低年级小弟的包容、体谅和鼓励。

  经过一段时期的学习锻炼,使我们这些长期封闭在沦陷区的政治上的盲童,拨开了迷雾,见到了光明,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学到丰富的知识,经受了新社会的洗礼、磨练和熏陶,一年间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然而,好景不长。我们欢乐祥和、昂扬向上的学习生活被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彻底破坏了!蒋介石背信弃义斯毁了“双十协定”,整旅、整师的国民党军队涌向苏中地区,形势日益紧张。到了六月份(1946 年),学校边教学边紧张地进行转移疏散的准备工作。学校动员初三以上的学生随校迁至乡下的分校学习,前提条件是本人自愿,家长同意,身体健康。初一、初二的同学年龄小,不在动员之列。我们几个充满好奇心的同学缠着姚老师要求下乡,姚老师态度十分严肃地作了解释。原来黄中分校的同学告诉我们:“参加游击教学要自带被褥衣服、碗筷口粮蔬菜,背一口锅,夜里只能睡地铺,有了情况要摸黑赶紧打好背包,急行军转移,逢沟过沟,遇河趟河,有时一夜要跑几次的情况……听了这些介绍,回想姚老师那么严肃,加之家里又不同意,我们没有再作坚持。学校在七月初提前放了暑假,悄悄迁到镇北面的吴家庄、丁家庄、七贤庄一带,一直坚持办学,由王福祥、姚琮、周友祥等同学相继担任学校党的支部书记。八月十八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黄桥。从此,我们与黄中分校的老师们、同学们如远隔重洋,音讯全无。直到1949 年1 月黄桥再次解放,黄桥中学再次复校,我们才见到了从分校回来的几个老师。分校的大部分老师和几乎所有的同学,在几年解放战争中,经受了严酷的考验、艰苦的磨炼,分期分批参军或从政,先后融入了革命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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