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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风采永驻心头

文/ 严荣德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黄桥中学名师云集,严德民主任严谨清晰的教学思路和诲人不倦的敬业精神,王吉六老师深厚的古文功底和真挚天然的亲和力,朱承训老师神奇的思维速度和高超的解题技巧,陈克诚老师课堂上磁石般的吸引力和绝妙的课堂效益,郭伯勋老师极富鼓动性的口才和令人信服的体育组织工作才能,王培良老师不可多得的音乐修养和他所教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程达善老师的多才多艺,张继民老师的外严内柔,郭俊老师厚重的为人和分秒不差地把握下课时间的本领……直到今天都深深地铭刻在学生心中,为大家津津乐道。这里记下的是我对黄伯梁、戴传师、陈静、赵健生等几位老师的印象片断。 

 

  黄伯梁老师
  大凡那一时期黄中的校友,没有一个不知道黄伯梁老师,没有一个不爱戴黄伯梁老师的。
  从初三到高三,黄老师一直是我的班主任、代数老师。这是我一生的荣幸。
  五十年代的他,风流倜傥:白皙的皮肤,上扬的眼梢,西装革履,头发乌亮,走路步伐轻快。至今,他那皮鞋的“笃笃”声仍在我脑际回响。
  可他上起课来却是另一付样子。为了不浪费时间,他把黑板擦得飞快。如果一时找不着粉笔揩子,他会用衣袖去擦黑板。一堂课下来,常常是满身粉笔灰,有时连脸上、鼻子上都是。
  他讲到难题,往往是先把题目朝黑板上一抄,接着快步走到教室后面,让大家思考,他则趁便点上一支烟(先生无烟不解题,课上抽烟是学校对他的特许)。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个题目难点是什么,关键在哪里,他是怎么做出来的,又是怎样想到这么做的,完全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把你步步引入其中,使你豁然开朗。他的课深入浅出,人人爱听,人人能懂。他的这种教学方法,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关系。老师原来只有高中毕业,但他聪慧过人,又善于钻研,所以教起高中数学来总能应付裕如。正因为他经历了一个教中学、学中教的过程,故而最能体察学情,最能有针对性地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一个既知道题目怎样解,又知道学生怎样教的老师,才是真正的好老师。我们的黄老师正是如此。他一不搞题海战术,二不搞频繁考试,靠的就是有口皆碑的课堂效益。那年高考,我们的数学均分能名列全省第13 名,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由于实绩显著,黄老师出席了当年省群英大会。
  说黄伯梁老师爱生如子,爱生胜子,那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在这方面,我的亲身体会就多了。1956 年考高中时,我腿伤未愈,母亲请何家庄的芦师傅用独轮车推我去应考。上午考完语文后,我因行动不便,没有回家吃午饭。等母亲从二里外的致富桥东把午饭送来时,黄老师早从学校食堂给我打来可口的饭菜。下午考政治,才考了十多分钟,我突然感到腹部阵阵剧痛,大便难忍。我赶忙请求上厕所,可监考老师说开考不到30 分钟不能离场,要我坚持住。我飞快地把试卷答完,再次提请离场,还是没有允许。我熬得浑身颤抖,好不容易挨到30 分钟,慌忙交卷,拄着赵家琪老师借给我的拐杖,找到黄老师。黄老师知道情况后,随即亲自送我到厕所。由于我右脚不能着地,不好蹲坑,他就为我找来一张板凳横放在大便槽上,让我坐在上面方便,又亲自给我拿来手纸,还一直在厕所门外等我。
  虽然那年中考我考了第一名,语文、数学、政治三门总分达278 分(满分300 分),可是在录取问题上却费了好大一番周折。起初的结论是:家庭成份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成绩再好也不能录取。后来学校把我们几个同类型考生的情况上报扬州专员公署请示。公署领导认为,这些孩子年龄很小,家庭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成绩又这么好,应该予以录取。消息传到学校,又专门为我们这几个人开会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严荣德腿跌断了,录取后生活不能自理,学校何必惹这个麻烦?这时黄老师站出来了。他说:“严荣德的生活问题我包下来!”就这一句话,我才终于“金榜题名”;就这一句话,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事情的全过程,我是进校后快一年才听人说的。我和黄老师非亲非故,初中时又非常腼腆,连话也很少跟老师讲,他为什么要为一个“政治上不可靠”的孩子仗义执言呢?这就是师德。
  另一件大事,是我个性的改变。我一进高中就打了入团申请,可第一学期并没有获得批准。班团支部在讨论我的入团问题时,一致认为我各方面表现很好,可以入团。可也有人说我很少同人说话,显得傲慢,瞧不起人。黄老师解释说:“严荣德我了解,他一向不爱说话。他父亲话就很少。沉默寡言是他们一家人的共同个性。他连我都很少搭腔,难道他还瞧不起我来吗?”话虽这么说,支部还是决定再考验我一段时间。事后黄老师找我个别谈话,耐心劝导我说:“荣德,我知道你生性话少。但知道你的人理解这是你的个性,不知道你的人却会说你自高自大,瞧不起别人,所以你还是要改,要学会同人交往。这倒不是只为了入团,而是为了你的将来。”他的语调低而柔和,充满了挚爱与真诚。我心悦诚服,下决心改变自我。从此以后,遇到人就没话找话,上课、开会主动发言,怕说不好就先打草稿、写提纲。就这样,同学关系得到了改善,表达能力得到了提高,胆量也渐渐大了起来,以至偶尔发现有的老师上课出错,也敢当堂指出或帮助纠正了。后来走上了工作岗位,特别是进入学校领导层以后,学生们都说我是个能说会道的校长。其实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的校长原来不过是一只沉默的羔羊。这一根本性的转变,毫无疑问还得归功于我敬爱的黄伯梁老师。
  59 年高考前,黄老师获知上面已给我、孟萍芳、王瑞林、丁芷华等几个同学事先做好了“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的结论。这是当时执行的阶级路线使然,他无可奈何,更不敢向外透露,只是一个劲地告诫我们把报考志愿尽量填低,结果我们还是一起落榜了。我们很难过,黄老师比我们更难过,但仍然千方百计地帮我们想办法,找出路,使我们聊有安身之所。王瑞林年龄最小,但比我们勇敢,不久即独自远走西宁,轻而易举地考上了民族学院(后转师范学院),让黄老师颇感欣慰。
  黄老师晚年的境遇很不好。文革的打击,疾病的折磨,家庭的纷扰,搞得他心力交瘁,痛苦不堪,窘迫异常。1979 年大年初一,他穿着单薄的衣服,顶风冒雪回姜堰白米老家探望老母,不幸骤染风寒,一病不起,年初五就离开了人世,那年他才51岁。等我们在黄桥十几个的早期学生听到消息赶去看望时,他老人家已经静静地躺在姜堰医院的太平间了!我掀开那薄薄的罩单,看到他惨白的面庞、空心穿着的旧棉袄和湿透的棉裤时,大家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我大声哭喊着:“黄老师,我们来迟了!”
  人死不能复生。我们只能用当时力所能及的方式表示我们对恩师的哀悼和慰藉。
  哦,黄老师,您要能活到现在多好!


  戴传师老师
  戴传师老师,不高的个子,戴着一付深度近视眼镜,常穿一套整洁的黑呢中山装,说起话来不紧不慢,抑扬顿挫分明,充满了幽默感。学长们说他小代数教得特别好,而他教我们时却是高中英语。
  戴老师讲起课文来,可谓丝丝入扣,能够从细微末节的地方挖掘出原文的精彩之处,让你真正领略到语言之美。而他的译文又是那么精当高雅,仿佛是经过精雕细刻的艺术品。待到分析完毕,范读全文的时候,那种速度,那种节奏感,真是妙极。有时候,读着读着,读到悲伤处,他会哽咽起来,让我们惊愕不已。至于语法的讲解,更是戴老师的拿手好戏。拿老师自己的话来说,那叫“两块豆腐一根葱——一清(青)二白。”象“越……越……”结构、现在完成进行时这些难以把握的语法现象,他会在轻松愉快中,让你接受、掌握。他还常常编制一些教学口诀,帮助学生记忆那些不太好记的语言点,例如记忆时间表达法的“分在前,时在后,过用past 差用to”等等。这为我们的英语学习提供了很大方便,也对我以后的英语教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我的许多教学方法,就是向他学习,或在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说到戴老师的口才,无人不称赞,无人不佩服。担任教导主任期间,他常常在学生大会上即席演讲。他不用讲稿,却讲得滴水不漏。那鲜明的观点,严密的逻辑,生动的语言,清亮的嗓音,让你倾倒着迷,让你忘情地鼓掌。
  高中三年,我是班上的英语科代表,算得上戴老师的得意门生。且不说在读期间戴老师对我如何关爱,即使在我毕业落榜后走上教学岗位,老师仍然对我关怀备至。1960 年,他和泰中的朱松生老师力荐我去泰兴师范教英语,从而使我与中学英语教学结下不解之缘。1962 年到霍中,傅鸿渐老校长执意要我这个高中生教高三英语,那可真叫赶鸭子上架。那几年我在教学中碰到的许多问题,都是利用星期天回母校请戴老师和一位辛老师帮助解决的。每次我一到,老师就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为我答疑解难,帮我查阅资料,给我介绍教学经验,时常会陪我整整一个上午。他编了讲义,都要特地给我留上一份。
  没有戴老师当年的提挈与栽培,就没有我业务上的长进、教学上的丰收和事业上的成功。


  陈静老师
  老一辈的人都还记得,当年泰兴县中学语文界的“三陈”非常著名。所谓“三陈”,是指陈静、陈克诚、陈东来三位语文老师。
  读初中时我就崇拜陈静老师,可那时候他没有教我们。听其他班的同学说,陈老师课讲得特别好,还特别爱看小说。像苏联的《青年近卫军》那样的长篇巨著,他只用两三个晚上就能看完。看完后还头头是道地向学生介绍书中的精彩情节,点评作品的写作方法。他很善于引领和指导学生阅读中外名著。当时全校学生借阅图书热潮的掀起,与陈静等老师的带动是分不开的。这让许多人受益终身。
  我们的高中语文老师先后换了几个,印象最深的当然是陈静老师。陈老师上起课来确实是引人入胜。无论是作者介绍还是课文讲解,无论是传授语言知识还是分析人物性格,他总是处理得那么别出心裁,又那么妥贴得体。他的语言似潺潺流水,润人心田;他的措辞如串串明珠,璨然生辉。只要他嘴唇一抿,眼睛一亮,课上立即就会出现一个语惊四座的高潮。讲着讲着,下课铃忽然响了,如痴如醉的我们这才恍然猛醒,齐声叹道:“哎呀,怎么又下课了!”
  在作文批改方面,陈老师也有其独到之处。一是他的总批言简意赅,讲优点恰如其分,讲缺陷切中要害,既不敷衍了事地只批个“阅”字,也不长篇累牍地卖弄文采。二是改笔不多,但极其精当,极见功力。记得有一次作文,我写了一首描写一位妇女挑灯绣花的长诗,他通篇只给我改了一个字,就是把“飞针走线又一夜”的“夜”字改成了“宵”字。这一改既押上了原韵,又增浓了诗意,极巧妙地解决了我几经修改而未能解决的问题。这使我更加佩服老师的高明。三是他曾创造性地在学生中开展作文互批互评活动,让学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陈老师是二班的班主任。他对他自己班上的学生固然关怀备至,对我们一班的同学也是同样的关心爱护。有一个下雨天,学校包场看电影。当我撑着雨伞走到校门口时,他从门房冲出来说:“荣德,来来来,跟我合伞。”我一看是陈老师,有点不知所措。他冲到伞下,接过伞去,搂着我的肩膀说,“走啊,我来打伞。”路上,他问起我父亲(也是中学教师)的情况,又问我《孔雀东南飞》背熟了没有,还叫我回头把写的日记给他看。事后我照办了。过了几天,老师把日记交还给我,说“写得不错”。我回去逐页翻了一遍,发现好几处有老师修改的笔迹。
  落榜就业后,我与老师身处两地,但他仍然在关心我,曾先后两次写诗词勉励我。记得有一首词是《忆王孙·赠严荣德》。词中写道:“当年下笔冠同窗,无奈弓矰忌上翔,辗转长途满路霜。苦何伤,有志男儿终自强。”他那拳拳爱生之心,渗透在字里行间,鼓励着我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奋力前进。
  听说我调任市一高校长后,陈老师非常高兴,特地偕同郭伯勋老师来学校看我。我请老师为我们写校歌的歌词,他慨然允诺,写下了《前进,年轻的第一高中》。那蓬勃的朝气,那洋溢的激情,跃然纸上。
  老师的晚年非常幸福。而今他虽已年愈八十,却依然体健声朗,有一个温馨的家庭,还有一群长进而又孝顺的子孙。前年老师八十大寿,陆文轩同学约同若干黄中首届高中毕业生,从四面八方赶往口岸为先生祝寿,其乐融融。祝寿会上,我受文轩兄委托,代表大家致了题为《祝老师福寿绵长》的祝寿词。老师也当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午祝酒时,我举杯高唱:
  今日痛饮祝寿酒,
  一醉方休情谊稠。
  待到恩师九十九,
  众星捧月再聚首。


  赵健生老师
  初中的平面几何是最有意思的,也是最难学的。我的平几老师是人称“赵二呆子”的赵健生先生。我始终不解人们为什么叫他“呆子”。是因为他走路老是低头斜视、口中念念有词,还是因为他手不离乒乓球拍,不时对墙练球?是因为他课堂上两眼总是看着天花板,还是因为他讲课时口角常沾白沫?对于赵老师这些异乎寻常的举止,年少的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笑,反倒认为他毫不做作,敢于展示一个真实的自我。
  而他的课上得实在是好!每节课开讲之前,他总是把以前的相关知识先简要回顾一下,由此导入新课。他对基本概念、定义、定理交代得十分到位,喜欢通过不同形式的反复让学生当堂记住。他选讲的例题有很强的代表性,能够涵盖课后作业的各种类型。他求解、论证非常缜密,条理性、逻辑性很强,偶尔还加点艺术性。如下结论时不老是用“∴”,而是把它与“故”、“故而”、“因此”、“由此可知”、“同理可证”、“综上所述”等字眼交替使用,从这些细小的地方去感染学生,影响学生,颇具一番匠心。他在课堂上不但全身心地投入讲课,还不时用两眼的余光扫视每一个学生,一旦发现有人走神,他总爱用手掌拍打着黑板说:“听噢,听噢!”谁还能不听呢?他批改作业非常认真,特别是开始阶段,在学生解题尚未上路时,他批阅几何作业犹如批改作文。每堂课要结束时,他总要留上三五分钟梳理全课内容,领着我们一起背新学的定义、定理。等大家都记熟了,如果还余一两分钟,他就给我们吟诵古诗词。什么“小桥流水人家”,什么“断肠人在天涯”,什么“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听得好奇的我们一愣一愣的。有时候他还跟我们谈他的愁绪,谈他因家庭原因而不得不提前就业的失落。有一次,我交上去的作业不知怎么被他弄丢了,他叫我按他的要求重做一遍。我有点不愉快,重新做完后,就在作业纸背面角落上写了个小小的“唉!”字,以表露心中的不快。细心的他虽然发现了,却没有责骂我,反而在作业上批道:“荣德:别生气,怪我不好,请你原谅。”这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
  有一个星期天,赵老师突然单独来到我家里玩。我赶紧向母亲要了两角钱,买了一包美丽牌香烟招待他。在我那间小屋里,他先是坐在床前的方杌上,后来干脆半躺在我床上,海阔天空地聊着。我一支接一支地给他递烟,最后他说:“不抽了不抽了,我要晕了。”直玩到快吃午饭才走。
  到了高中,他就不教我们了。偶然遇到,总还亲切地说上几句话。一天他特地走过来告诉我:我的数学中考试卷是他阅的,一点错误都没有,是标标准准的100 分。还说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写的字。说这话时,他眼里闪耀着得意而近乎狡黠的光。他那眼神,我一辈子忘不了!
  (作者系江苏省黄桥中学1959 年毕业生,曾任黄桥中学副校长,泰兴市第一高级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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