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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力激情忆当年

——从港口暴动到黄桥决战

文/ 李涛

  2010 年12 月4 日,我跟随馆领导去浙江医院拜望了参加过黄桥战役的新四军老战士(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五团政治主任)、原杭州市第一副书记、浙江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姚力。
  姚老,江苏启东人,1918 年生。1938 年参加抗日战争,1939 年入党,早年为了革命出生入死,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综合组组长。其间为周总理参加举世闻名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负责前站工作。1973 年起奋战在教育战线上,历任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负责人、浙江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和顾问,主要著作有《回忆日内瓦会议》、《万隆华侨保卫周总理》和纪实小说《周恩来在万隆(纪念周恩来诞辰110 周年)》(与枫亚合著),总之,无论是戎马生涯还是在文化战线上,他的经历都堪称传奇。
  在浙江医院的某会客厅,我们有幸见到了姚老。93 岁的姚老热情接待了我们。他精神矍铄,步伐矫健,谈吐之间神采飞扬、思维清晰。当我们向他汇报黄桥战役纪念馆筹建新馆的规划时,姚老动情地说:“我去过黄桥三次了,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发展是日新月异啊!只是岁月不饶人,如果可能的话,明年开春,我想回趟老家南通,也想去黄桥看看,这片土地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回忆……”说着,老人便陷入了沉思,三两分钟过后,姚老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
  “要说黄桥,还得先从港口暴动说起。这是我人生的转折,也是东进序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当年所在的国民党二纵队五支队四大队(四大队的前身是启东抗日义勇军)虽然挂名是二李(当时泰州的地方实力派李长江和李明扬)的部下,但是,党的影响却早在四大队生了根。当时,大队长王澄同志,二中队长范侠同志,还有其他十几个同志都先后入了党;四大队成立了党的总支,由我担任党的总支书记。在党的领导下,四大队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抗日热情,官兵团结,群众纪律也好,这在两李部队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国民党对我们这支一向很‘红’的队伍不放心。
  1940 年春,日寇数次扫荡新四军挺进纵队的大桥防地。而宜陵、泰州等地的二李部队却看着日寇不打,按兵不动。群众对二李的部队十分气愤,四大队的士兵个个要求参加抗日,表示不能让抗日的新四军部队吃亏,都说‘我们到前线是来抗日,不是来给鬼子放哨的’。但迫于上面‘不准擅自行动’的命令,只能焦急、愤慨地‘待机出击’。这一次,挺进纵队在鬼子千余人的进攻下,被迫北渡漕河,转移到泰州西北的郭村进行部队修整。
  此时的泰州城已经异常紧张,反共投降的空气日见浓厚,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苏北特委负责人惠浴宇同志秘密进泰州城,并给我们带来党的最新指示:‘看情况,二李决心要破坏苏北抗日局面,挑起反人民的内战了!尽管如此,党仍然竭力多做争取工作。因此,四大队应该提高警惕,万一要被缴械,你们就坚决抵抗。但,切忌草率从事,随时听从党的指挥。’
  紧接着,二李将四大队调离泰州,到兴化地区的老阁一带驻防(那是接近韩顽部队的边防地区),意图隔绝我们可能和挺进纵队的联系,同时,随时可以在四大队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对付之。
  6 月28 日,天蒙蒙亮的时候,遥远的西南方向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炮声。此时大队长王澄带来支队部的命令‘我队于今天午前开回支队部所在地港口镇待命’。这天晚上,支队的党总支书记朱群同志召集王澄、陶采臣、陈佐、范侠和我召开紧急会议,大家觉得,当前四大队与其说是‘预备队’,倒不如说是已经成为了‘阶下囚’,不论二李此次反共能否成功,迟早都是要对四大队下毒手的。一个重要决定就这样酝酿在大家的脑海中:趁二李无暇后顾的时候,四大队举行反摩擦的暴动,既可以挣脱顽固派的枷锁,实现救国的夙愿,又可动摇反共军队的军心,增强我郭村守军的力量。可是,没有党的指示,四大队这样做到底是否符合党的统战政策呢?于是,决定派朱群、陈佐两同志当夜设法进郭村和泰州,与党取得联系。
  这接下来的一天一夜大家都是怀着焦灼、不安的心情度过的。
  直到30 日中午,泰州传来消息,‘朱群被扣押了;同时正调一中队长施佑宇率部赴泰州,增强城防。’这两件事情,说明颜秀五(当时四大队编入颜秀五的二纵队五支队)要对四大队下毒手了。
  事态紧急,为了不使一中队的百十号兄弟再落虎口,考虑到四大队有千百个理由脱离颜秀五的束缚,去投奔真正抗日的队伍,我们决定‘当晚十二点举行暴动’。
  夜里十二点,暴动开始了,按照既定的部署,王澄、范侠、陶采臣和十多个党员同志分别带部队去解决支队部、重机枪连及周围的四五个保安队税警队;另派一个排去割断电话线和封锁消息。我率一个排留守营溪镇作机动。
  王澄同志带着部队先缴了支队部警卫班的一式快慢机,旋即冲进支队长陈东生的房里,用枪口对准了他,陈东生只得乖乖地下床做了俘虏。

  暴动,出乎意外的顺利。那些支队部的机关人员,本来就不满李长江打新四军,现在见四大队暴动,都拾掇好行李出来了,保安队和税警队的部分同志也愿意跟四大队抗日。至于四大队全体官兵,更是没有一个人出现动摇、畏缩的,他们象挣脱囚笼的猛虎,以勇猛无畏的行动参加了暴动,表现了他们追求光明、坚决抗日的决心。
  7 月1 日,四大队接到了特委和挺进纵队领导同意起义的指示,大家这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时的四大队在苏皖支队的掩护下,进了硝烟弥漫的郭村,受到了叶飞、吉络等领导和广大新四军士兵的迎接,这个在远方飘泊多年的儿女终于投入了慈母的怀抱。之后,跟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一起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郭村战斗胜利结束后,四大队编入挺进纵队为五团,团长王澄、政委彭德清、我为政治处主任。
  是年10 月,我们这支部队跟随东进的新四军主力参加了著名的黄桥决战。”
  说到黄桥决战,姚老更加神采飞扬。
  “这可是一场恶仗,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也是打开华中抗战新局面的关键一仗。
  由于我们五团是新组建的部队,好些士兵是从二李的部队起义过来的,在决战的时候我们主要负责后勤方面的工作……
  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叶飞司令员对新兵的宽容。大家都知道,新四军部队纪律严明是出了名的,枪就是战士的生命,谁要是把枪弄丢了,那就是不要命了!但是郭村保卫战胜利后,有一名从二李部队起义过来的士兵把自己的枪弄丢了。当我们团领导正在为处理这个事情矛盾的时候,叶飞司令员找到我谈话,说你们这是新部队,不能跟老部队一样的,严格按纪律处罚听起来不会错,但考虑到刚刚起义过来的新兵如果在这个时候遭到杀头的处罚,估计就会弊大于利了。听得出来,叶飞司令员的意思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以后更好地开展统战工作,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的处理结论是把这个战士给放了,让其戴罪立功。”
  是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统战工作上的具体做法,每位领导都重视“人心向背”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
  整个下午,姚老激情地给我们叙说着曾经的往事,那一刻,他不再是九十高龄的老人,而是一位带领战士们冲锋陷阵的年青团长,让我们的心灵也经受了一次血与火的洗礼。
  如今,黄桥决战胜利已经72 周年了,当年参加黄桥战役的老革命一个个地驾鹤西去了,而姚老是当年参加黄桥战役的团职以上干部中唯一健在的一位,我们诚挚地祝愿姚老和夫人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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