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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和他的名人朋友们

“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山大师”丁文江是一位典型的中国早期“海归”。从1911年在英国学成归来,到1936年因公殉职,短短二十五年中,丁文江已位居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以科学界领袖级人物的身份,在民国科学界乃至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成就了极为绚烂驳杂的事功。丁文江的巨大成功,除了缘于其杰出的才干,也离不开其为人称道的交友之道。国学大师傅斯年这样评价:“他对于好朋友之态度,恰如他对于他的家人、妻与兄弟,即是凡朋友的事,他都操心着并且操心到极紧张极细微的地步,有时比他那一位朋友自己操心还要多。”“一旦成为朋友后,他每每不自觉地颇以监护人自居,对于同辈(听说对于比他年长的也有时如此)俨然像个老大哥。因此,朋友们一齐称之为‘丁大哥’!”

“丁大哥”这一朋友圈子中的特定称谓,活灵活现地展示出丁文江生前非凡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从丁文江与梁启超、胡适、李四光等人的相处中,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

一、丁文江与梁启超

在世人印象中,丁、梁二人不属于同一个时代。梁启超是晚清时期著名的维新派,进入民国后其政治主张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而丁文江却是民国时期的新派人物,典型的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两人年龄上也差了14岁,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事实却是,两人往来频繁,结成了忘年之交。

丁文江与梁启超的相识,始于191812月底随梁启超去欧洲考察,丁文江担任考察团的翻译和科学顾问。其弟丁文渊曾有记述:“(梁启超)很想再得一科学专家同行,才能对于现代的欧洲,有彻底的认识。……二哥才认识了任公(梁启超)先生。”“任公在法、英两国的演讲,多是二哥替他翻译,任公对他极为倾倒。二哥素性憨直,对人极具至性,有问必答,无所隐讳。”在这次欧洲之行中,丁文江以其才干得到了梁启超的赏识和器重,二人相见恨晚,遂成莫逆。在以后的岁月中,丁文江多次得到梁启超的提携,1921年出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1926年担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相当于上海市市长),其幕后推手就是梁启超。

丁文江能得到梁启超如此器重,也缘于他的秉性刚正,知无不言。梁启超从欧洲考察回国后,在众门生的不断鼓噪下,很想在政治上“尽一二分国民责任”,说穿了就是想东山再起。丁文江洞若观火,梁作为晚清政治明星,在1920年代的政治舞台上,已经不可能再出彩了。因此,丁文江直言相劝,建议梁启超“放弃政治活动,而从事学术研究,任公亦深以为然。”梁启超后来专注于历史学术研究,成为民国史学大师,丁文江功不可没。

后来,丁文江数次力劝梁启超远离政治。1925年,时任北京临时政府执政的段祺瑞,力邀梁启超出任“善后会议宪法起草会”会长,梁启超有点摇摆不定。征求丁文江意见时,丁文江极力劝阻他不要被北洋政府拖下水,最终梁启超采纳了丁文江的意见,“极委婉而极坚决的谢绝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伐军挥师北上,节节胜利, 19275月,有人怂恿梁启超牵头组建所谓“大联盟”,以抗衡革命浪潮,明察大势的丁文江自然是“极端反对”,梁启超觉得“他们的话也甚有理”,遂打消了念头,“决意做纯粹的休息”。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这是丁文江在梁启超追悼会上敬献的挽联,由此可见二人关系。而在梁启超,更是把身后的两件事:编辑文集和年谱长编,分别交给了林宰平和丁文江。这就有了后来的《饮冰室合集》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它象征着林、丁二人作为梁启超的传承人,延续着梁氏的事业,丁、梁二人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二、丁文江与胡适

胡适是丁文江一生最看重的朋友。二人相识于1920年。《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辑录了99封丁文江写给胡适的信函,足见丁、胡二人交往之密切,感情之深厚。

丁文江长胡适四岁,丁大哥自然要照顾小兄弟了。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详细介绍了丁文江如何关心他的:“在君不久就把我看作他应该照管‘操心’的小弟弟了……他有几次看见我颇爱喝酒,他就‘操心’了,那时候(民国九年三月)我的《尝试集》刚出版,他就从我的一首《朋友篇》里摘出几句诗来,请梁任公先生写在一把扇子上。他把扇子送给我,要我戒酒。他摘出的诗句是:

少年恨污俗,反与污俗偶。

自视六尺躯,不值一杯酒;

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

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

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即便此一念,足鞭策吾后……

我很感激他的情意,从此把他看作一个人生很难得的‘益友’。”

一次,胡适生了一场大病,丁文江说他的家庭环境不舒适,硬逼他搬家,并替他看定了一所房子,每月80元房租。胡的夫人觉得太贵,丁文江和房主说妥,每月只要向胡的夫人收70元,他代胡垫付10元。胡适后来听说这件事,十分感动地说:“这样热心爱管闲事的朋友是世间很少见的,他不但这样待我,他待老辈朋友,如梁任公先生,如葛利普先生都是这样亲切的爱护,把他们当作他最心爱的小孩子看待。”

   其实,丁文江、胡适之间的友谊,更多的是缘于二人政治上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仇敌忾。丁文江积极鼓励胡适参与政治生活,二人携手合作,共同组织了“努力社”,创办《努力周报》、《独立评论》。1923年,中国思想界爆发了著名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科学派和玄学派的主将分别是丁文江和张君劢。这场笔墨官司一开战就吸引了新文化运动的几乎全部著名人物,论战双方阵容之豪华,堪称“全明星电视辩论赛”了。一时间,双方你来我往,口水漫天飞扬,好好的一场“辩论赛”,简直变成了街头“群殴”。论战的紧要关头,胡适看不下去了,丁大哥与人“干仗”,做兄弟的岂能一旁看热闹?胡适袖子一卷上了阵,一篇《孙行者与君劢》横空出世,把君劢比做孙悟空,而把“赛先生(科学)和逻辑先生(逻辑)”比做如来佛,认为玄学纵然有天大的本领,也跳不出科学的手心。最终,科学派大获全胜,丁文江的个人声望也达到巅峰,成为很多学子心目中的青年导师。我们今天常说的“科学人生观”这一概念,就是丁文江在科玄论战中首先提出来的。

正是在极为频繁的接触中,丁文江和胡适逐渐成了刎颈之交。193615,丁文江去世的当天,胡适在日记中沉痛地写下了自己的愧疚:“在君是最爱我的一个朋友,他待我真热心!我前年的芒()肠炎,他救护最力,他在病中还谈到我的身体不强,财政太穷!他此次之病,我毫不能为他出力,真有愧死友。”为了弥补这份愧疚, 19362,胡适为《独立评论》第188号亲自编辑、校对了“纪念丁文江先生”专号。二十年后的1956年,自知来日无多的胡适依然忘不了他心目中永远的“丁大哥”,饱含深情写下了《丁文江的传记》这部纪念性的传记作品,丁文江的事迹由此广为人知。

三、丁文江与李四光

作为中国现代地质事业的先后两任“掌门人”,丁文江和李四光在地质事业中并肩战斗十多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丁李人相识于1919年丁文江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期间。当时正值中国地质事业初建之际,专业人才极其缺乏,丁文江得知李四光在英国专攻地质的情况后,特地找到李四光,希望李四光回国后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他对李四光说:“培养地质人才,是当务之急。”同年秋,李四光在英毕业,丁文江又派其四弟丁文渊从柏林前往伦敦,会同丁西林,同去英国东部小镇康为尔(Komwell),会见李四光,商谈回国任教之事。

丁文江从欧洲回国后,专门找到北大校长蔡元培,郑重推荐李四光到北大任教。出于对丁文江的充分信任,时在柏林的李四光收到了从伦敦转来的蔡元培校长的聘请电报。19205月,李四光回国任教。

李四光在北大任教时,一度经济拮据,薪金不敷家用。丁文江得知后,利用个人影响,为其在京师图书馆谋得副馆长一职,以弥补其家用之不足。

对于丁文江的知遇之恩,李四光亦是投桃报李。1929年丁文江来到北京,暂无房屋居住,曾寄住在李四光家中。1931年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打成协议,决定在北大特设研究教授职位,聘请15人担任研究教授,丁文江和李四光同时受聘,丁文江名列第一,足见丁氏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丁、李二人遂同事三年,直至19346月丁文江升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李二人联袂任教北大地质系,培养了一大批地质精英。台湾著名地质学家阮维周回忆道,1931年他从北大预科毕业,因仰慕地质系超强的教授阵容——此时的北大地质系由丁文江、李四光、葛利普、谢家荣等任教,遂放弃向往已久的“炼丹取金”的化学,专攻“刮地皮”的地质学。

丁文江去世时,李四光正在英国,刚刚完成《中国地质学》一书,闻讯后在《自序》中沉痛地写道:“正当我的原稿整理工作将告结束时,传来了我的朋友和最尊重的同事丁文江博士不幸逝世的消息,如果我借此机会对这位如此忠心致力于中国地质科学的人表示敬佩之意,或许不会是不合适的。”193712月,李四光在长沙出席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期间,专门亲往岳麓山看望丁文江墓地,再次表达对亡友的怀念之情。

有人质疑丁文江和李四光的关系,理由是建国后李四光曾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否定丁文江。其实,作为一名民国时期的著名科学家,还曾一度从政的丁文江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又红又专”的李四光又怎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呢?往事历历在目,李四光说那些话时,是不是带着几分无奈、几分辛酸?也许我们可以帮彼时的李四光设计一句内心独白:“对不起了,我亲爱的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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