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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婴堂巷

陈庆生


  黄桥公园对面的育婴堂巷,因巷内育婴堂而得名。育婴堂,是旧时的慈善单位,专事收养失去父母的幼儿或被遗弃的婴儿。刚开始,育婴堂为民办性质,由官府倡首,运作资金则来自于地方民众的捐助,如各地的行政长官带头每月捐资,然后吁请地方的乡绅富户进行捐助。因社会影响巨大,民众捐资也十分踊跃。凡有婴儿送来,育婴堂都予以收养,孩子长大以后,或谋自立,也可由亲生父母领回,同时也接受社会人士的领养。

  县志载:黄桥育婴堂始于清道光28年(公元1848年),共有房24间,经费岁征地租谷十六石六斗,房租一百五十五千四百文。 参照泰兴育婴堂订有章程:婴儿长成,6岁就师就读,不能读者,10岁为觅生计,量给衣被;女至13岁,即为择配,交夫家领养,量给奁具:其残废者,10岁外补入养济院额。黄桥育婴堂坐北朝南,房舍共四进,两边还有厢房,现东厢房犹存。堂内供奉着观世音菩萨的塑金像,每年阴历619即观世音菩萨生日这天地方召集地主和商家开会,筹款育婴堂有关费用。当时此堂以实施人道主义拯救孤儿为怀,接收弃婴,这些弃婴中多数为私生子和女婴。 育婴堂墙开设窗口,内置较大抽斗(可放置婴儿),直通屋内,上面横垂木板。此抽斗专为接收弃婴而设,旁设一孔为应门处。凡有弃婴者便把婴儿放在抽斗里。然后扯一下铁弹通铃以示传报,弃婴者不与堂内人打招呼,不通报姓名,屋内听到铃响便来取婴。

  在封建社会旧的传统观念毒害下,普遍存在重男轻女的陋习。当时国家与社会经济落后,无计划生育没有避孕之法,有的家庭生四、五胎,多则十几胎,造成生活困难,子女无法养活,溺死婴儿特别是女婴的现象非常严重。将刚生下来的女婴溺死或抛弃,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社会现象。据老人讲,当时黄桥古镇四周是四个大乱坟场,埋葬小孩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为了杜绝溺婴这一丑陋恶习,早在南宋时期,朝廷就设立慈幼局,专门拨出官田,将田亩产出作为慈幼局的日常运作经费。凡经济贫困、无力抚育子女的人家,都可以把孩子抱到慈幼局,红纸写下孩子的生辰年月日时辰,交由慈幼局专门聘请的乳母喂养。没有孩子的人家,也可以到慈幼局里抱养孩子。有了这一福利机构,当时的溺婴和弃婴现象都大为减少。

  清代之初,天灾战乱频仍,溺婴的现象十分严重,由此也引发了男女比例失调、童养媳之俗流行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清孝庄皇后首先带头,从自己名下拨出一份钱粮,朝中的满汉大臣,随之也纷纷解囊,康熙元年产生了京城第一座育婴堂。此后,朝廷还将设立育婴堂作为考评地方官员施政绩效的一项标准,并且规定,若是官员个人捐资达到一定的数额,就可以获得嘉奖。在朝廷的大力倡导之下,育婴堂很快就遍及全国。

  育婴堂通常分为堂养、寄养、自养三种形式。堂养是将婴儿留在育婴堂里抚养;寄养是由育婴堂聘请的专职乳母把孩子带回家里养育,并定期送回检查;自养则是由婴儿的母亲领取抚养费,然后自行哺乳。寄养和自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育婴堂的场地及人手方面的问题。乾隆主政以后,朝廷加大了对育婴堂的资金支持,除了财政拨款,还把一部分田地直接划拨到了育婴堂的名下。地方政府也征取或摊派一些以育婴行善为名的费用,邀请地方受人尊敬的乡绅主持具体事务,参与管理运作。目的是使育婴救困这项慈善事业,能够长久而稳定的运行下去。

  黄桥育婴堂保姆不固定,每年临时挑选有乳汁的妇女为婴儿喂奶,先后被雇来在育婴堂喂过奶的妇人有近百人,黄桥育婴堂鼎盛时期养育了二三十个婴儿,为此同时聘请过5名奶妈。虽然如此,育婴堂里的婴儿有许多还是因疏于照顾或缺乏营养而夭亡。育婴堂婴幼儿生活艰苦,有病常得不到认真治疗。 黄桥育婴堂还负责每年春冬两季放粥救济穷人。

黄桥育婴堂巷巷内有空房和场地,因而兵荒马乱之中成为军营的首选地,从而发生了许多值得回味的事件,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兵败过境黄桥,部队驻扎在育婴堂巷内,旅长白保山把话商会会长、王永盛酱园店老板王保山,让他们筹集两万大洋军响,否则就杀尽黄桥人,王保山硬是给吓死了,现在流传的民间俗语来了个白保山,吓死个王保山,典就出之于此。后来国民党部队来黄桥,也驻扎在育婴堂巷内,并在此训练壮丁。新四军也把军营设在这里。日本鬼子来了,日军与和平军也驻军于此。可恶的是他们竟然把育婴堂房舍拆掉,在附近造了三个大碉堡防御抗日武装,就这样家乡上百年的慈善事业就断送在外族入侵者手中。解放以后,1952年泰兴县成立弃婴收容所,育婴堂取消,成为居民住宅。

  黄桥育婴堂小巷还出了个大人物周泽,193811月他就投身革命,曾任扬州地委书记、徐州地委书记、后来当上江苏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

  当时间的巨轮走进了21世纪,旧时育婴堂已经漂散在历史的长河中,现在去看历史留给人们的,也许只有依稀的旧痕、巷名以及那想像中的———“育婴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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