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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的恩师龙璋

林任申 

辛亥革命以前,泰兴历代知县约280,其中不少人多有善政,为后人称道,丁文江的恩师--龙璋为其中佼者。

龙璋,字研仙,号特甫,别号甓勤,晚号潜叟,咸丰四年(1854)出生于湖南攸县一个显赫的官宦家庭。祖父贡生出身,曾任国子监学正、候选教谕;父亲龙汝霖,举人出身,曾任知县、知州;二叔父龙溥霖,也是举人出身,曾任知府;三叔父龙湛霖,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内阁学士、刑部右侍郎。龙璋走的也是科举仕进的道路。七岁解文,十五岁诵十三经及诗古文辞,二十三岁时得中举人。后学崇考据,研究政术,多次会试落榜。光绪二十年(1894)以中书改官知县,分发江苏,两任泰兴县知县,第一次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二十九年(1903,离任数月后第二次来泰兴,时间为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1906)。光绪三十年(1907)龙璋因母丁忧辞官回湖南, 积极支持并参加革命活动,完成了由改良到革命的角色转换,为辛亥革命作出重要贡献。

上篇  在泰兴

龙璋十分关心农业生产的发展。他到任前的十多年间,泰兴曾数次开浚河道,但规模不大,收效甚微。他上任后不久,正值泰兴发大水,江堤半数以上溃决成灾。他当即上书督抚(省最高行政长官),陈述兴修水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挑河修圩,势不可缓。若能将通县水道,同力合作,不独西南可免水患,即东北各乡向种旱粮,亦可仍种禾稻,利得数倍。” 并在报告书中提出详细的计划和以工代赈的具体办法。报告获准后, 又发布《劝民开港修圩文》,动员县民全力投入,对堤岸和河道的高深宽厚提出明确要求。为了保证工程质量,他特地商请上海制造局派测绘员、泰兴籍人张文廉、朱凤翔深入各乡,测量地势之高下、河港之深浅、道里之远近。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先开浚龙梢、七圩、马甸等港,又向扬州堤工总局商借挖泥机,浚深口岸庙港。同年十二月,修筑太平洲三濬港堤岸,並疏浚江口淤泥,又疏浚城南太平庄、李家桥、张家桥河道,联合靖江县合力开接壤之毗卢市、新镇市河,以便两县农商。据民间传说,由靖江到江边一段河道的地皮钱是龙璋自己掏的腰包。接着疏浚城北通泰桥、纪家沟、杜子河、李秀河,以通马甸出江之路及泰州往来河道。又因县境有旧河一道,自县城北水关东流,经姚家庄、老叶庄、芮家庄、霍家庄入泰州境,经运粮河、钱家园而达姜堰,历年淤塞已深,经与泰州协商,联手疏浚,以利行旅、灌溉。

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开浚王家港並疏浚五城内外河道,以通长江。据《泰兴县志》载,龙璋在任期内,先后开浚干河十余处,对防洪排涝、灌溉农田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龙璋对副业生产也极为关心。泰兴农民栽桑养蚕有着悠久的历史, 泰兴籍人、明弘治进士何棐《思乡即景》诗云:“槐阴绿遍柘阴浓,梅子黄时杏子红。缲轴有声林院静,桔槔无事野亭空。”说明明代中期泰兴人就栽柘缲丝了。但发展速度缓慢, 史料记载,清康熙年间全县只有桑树三千一百多株。光绪二十八年(1902,龙璋倡导植桑养蚕, 派人到乡间调查产丝情况, 得知东乡品质好一些, 但产量不高,其它地区所产之丝品质都很差,农民因难以出售,就不想再养蚕了。龙璋认为,这是因为桑树既少,而蚕种又不好,栽培养育又不得法的缘故。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后,龙璋在城西北净土庵设蚕桑公所,派人专司其职,从浙江湖州购进桑苗二十万株,让农民领种,只收取购树成本。并行文四乡,宣传植桑养蚕的好处,做到家喻户晓;又责成地保守护,严禁偷窃砍伐;派学生入浙江蚕学馆,学习育蚕知识;同时参考古今有关栽桑养蚕的各种书籍,编写了三万字的《蚕桑浅说》,以自已的俸金刊印成书,广发四乡。民国二年(1913)全县桑园巳达624亩,桑树30万株。

龙璋对地方治安和民众生活也极为关注。光绪二十七年(1901),龙璋在县城地藏庵设保甲总局,推行保甲制度,四辖(捕辖、黄辖、口辖、印辖)以下设保,保以下设甲,甲以下为牌(户),使之互相约束、互相稽察,期于上下通情,守望相助。光绪三十二年(1906,龙璋在城北东嶽庙设巡警局,召募当地壮丁三十四人,教以步法进止,派令昼夜巡察街道,以保一方平安。

早在光绪十六年(1890,知县郝炳纶即在城中丰泰仓设官医局,但不久就停办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龙璋恢复停办了十多年的官医局,延用医生一人驻局,为患者治疗疾病。自这一年六月起,至第二年七月止,共用去大洋790余元、钱50余串,都是由龙璋捐赠的。官医局后因龙璋工作调动而中止。光绪初年泰兴即设有牛痘局,龙璋认为中法种痘不科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庆云寺西朝房新设牛痘局,特请日本医生铃木元善驻局,为小孩接种牛痘,以防天花。

龙璋尤致力于教育的改革。光绪二十五六年间, 改革教育的呼声在上层渐起, 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广总督刘坤一向清廷呈交的《江楚会奏三折》就主张通过“变通”的方式来改革科举制度。龙璋是一个政治上十分敏感的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上任伊始,率先将泰兴襟江书院(襟江小学前身)改为县学堂,添建斋舍,延请教习,购买书籍,置备仪器。笫二年改名为“泰兴县立笫一高等小学”。 这是我县创办最早的一所学校,标志着泰兴废除科举教育的开始。此后,城乡书院、社学、义学相继废除,广设初等小学。 对课程也作了重大改革,开设修身、读经、讲经、国文、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图画、手工、农业、商业、乐歌、英文等课程。 前十门为必修科,后五门为选修科。光绪二十九年(1903,为发展教育事业,龙璋在城南集贤祠设学堂筹费局,筹集办学经费。措施为:“查封各乡废庙淫祠,悉归入学堂。清其田产,取租应用。其残败者,拆缷移建讲舍;完好者,留待改蒙养学堂。又征收烧酒糟坊及土产、猪、酒、烟、油五项捐,益以各义学,沙田岁租,以充学堂。常年经费由经董一人管理。”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在集贤祠设学务公所,设正副议长各一人, 议员十五人,以辅佐知县办理县教育行政事宜, 以收整齐划一之效。

在发展小学教育的同时,龙璋还大力倡导出国留学,如丁文江、周铭辰、王一飞都得到了龙璋的支持。

龙璋上任后不久,听说本县有一神童丁文江,就叫丁父吉庵带丁文江去县衙面试。龙璋出考题《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他下笔千言,阐发分明。龙璋叹为国器,收为弟子,悉心指导,特别要他注重新学。后来丁文江想去报考南洋公学,龙璋认为不必绕这个弯子,要他到日本留学。丁文江的父亲犹豫不决,龙璋力劝,并托自己的表弟胡子靖(后来胡成为著名教育家,被誉为“南武训”)把丁文江带到日本,后转赴英国,专攻地质学。回国后历任中囯地质调查所所长、淞沪督署总办、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成为我国现代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为我国地质事业作出杰出贡献。

对龙璋的知遇之恩,丁文江终身难忘。1911年丁文江学成归国途中, 特地到长沙拜见恩师龙璋。1932, 他再次来湖南长沙,此时龙璋已去世,丁文江去看望了龙璋夫人陶淑仪和胡子靖先生。1935125,丁文江与友人朱经农(时任湖南省教育厅长)、张子高(清华大学教授)同登南岳衡山,瞻仰烈光亭,读纪念龙研仙先生的纪念碑。丁文江在碑前徘徊甚久,并向朱、张二人追述当年如何遇见龙先生、龙先生如何命其作《汉武帝通西南夷论》、如何劝其研究科学,并托胡子靖先生带其出洋留学情形。他说:“我若不遇见龙先生,我一生的历史或者完全不同,至少不能够那样早出洋留学。言词间流露出无比诚挚而真切的感情。当夜,丁文江作《烈光亭怀先师龙研仙先生》二首:

十五初来拜我师,为文试论西南夷,

平生走遍滇黔路,暗示当年不自知。

海外归来初入湘,长沙拜谒再登堂。

回首廿五年前事,天柱峰前泪满腔。 

 

龙璋培养的另外两位留洋学生,周铭辰情况不详, 一飞先后就读于德国乃赛军官学校、斯攀岛步兵射击学校、柏林炮工大学,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陆军部电调回国,任军官学堂教练官。

龙璋在泰兴做了两任知县,六年间为泰兴办了不少好事、实事,政声颇佳。据县志记载,龙璋在官日,屡计捐款三千大洋有余,用于建筑校舍、购置书籍及设官医局,其母许氏随龙璋生活在县署里,了解到县境水灾,也拿出一千大洋私房钱赈济灾民。泰兴人称龙璋为“龙青天”、“龙大老爷”,至今仍流传着“龙璋脱靴”的故事。“脱靴”是旧时颂扬地方官员政德而举行的一种仪式,与赠“万民伞”其意相同而形式相异。做法是在官员离任前,地方绅民于路旁设香案,恭请其脱下旧靴,再为其穿上所赠新靴,寓意他任职期间廉洁清正,一尘不染。龙璋能获此殊荣,足见其勤于政事,廉洁奉公。

下篇   在长沙

孙中山先生有不少众所周知的题词,如天下为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博爱等等。可很少有人知道,这“博爱”二字是孙先生专门题赠给龙璋的。

龙璋早期走的是科举取士的道路,但他並不僵化保守,而是一直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积极参与各项改革,最终成为晚清时期湖南著名的实业家、思想家、革命家。

龙璋回到湖南后,在发展实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曾先后创办汽船公司,开济、利济轮船公司,醴陵湖南瓷业公司等,坚决抵制西方列强的经济入侵,为发展我囯的内河航运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还组织了商船公会、农会、工会等组织,曾任湖南商务总会总理、湖南农会会长等职,极大促进了湖南近代实业的发展。龙璋还组织湖南出口产品协会,亲自任会长,负责调查湖南的产业状况,并选送商品参加南洋劝业会等,以推动湖南商品出口。

龙璋热衷于政治改革。他很早就有意于革旧图新,曾对“洋务”运动深表同情和支持。戊戌变法运动中,龙璋支持光绪帝厉行变法,并曾屡次上书封疆大吏,要求革新政治。他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张之洞,指出“今日之势,国脉民命,关系匪轻,古大臣厉声彻音,请清君侧,但使志在公忠,原不必拘拘小节。”请他们趁机联合地方督抚迫使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当清政府不顾人民的强烈反对出卖路权时,龙璋起而反对。他先后发起组织了“铁路股东共济会事务所”、“湘路协赞会”等,并刊行《湘路新志》、《湘路周报》等杂志,进行保路斗争。1907年夏,他还参加湖南宪政公会,积极推动立宪运动。19116月辛亥俱乐部湖南支部成立,该会以“促政治改良、谋国利民福”为目的,龙璋加入该会,为侯補常议员。同年七月,龙璋与谭延闿、易宗夔等人还发起组织了宪友会湖南支部。

与在泰兴一样,龙璋积极投身新式教育事业,除创办小学、中学(如明德学堂)外,对发展实业教育非常重视,他主持或参与、资助兴办的学堂有南方商业学堂、湖南铁路学堂、瓷业学堂等。

随着民族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不断加剧,龙璋对清政府非常失望,逐步意识到了单纯的改良于囯事无補。于是,他在参与改良活动的同时,积极赞助革命,最终成为一个革命者。

龙璋先后与杨毓鳞、黄兴、蔡锷、宋教仁、周震鳞、焦达峰等结交,大力支持革命活动,尝试利用革命的手段来改造社会。早在1903,黄兴、章士钊为筹集建立华兴会的经费,特赴泰兴拜访龙璋,结果如愿以偿。1904215,华兴会的成立大会就是在龙璋的寓所西园召开的(他的三叔父龙湛霖当过吏部侍郎,没人敢去查),龙璋还亲自与会。龙璋用自己办的轮船公司的小火轮,由上海秘密购长枪500支、手枪200,供华兴会长沙起义之用。长沙起义失败后,黄兴因藏匿于龙璋家中才得免被捕。同年,黄兴因万福华案在上海被捕,蔡锷赶到泰兴向龙璋求救,龙璋“得千金购物付狱,奔走营救”。最后,又是龙璋由上海会审公廨把黄兴保释出狱。据湖南文史资料载,龙璋“先后为革命捐输的款项至少应当在二十万以上”。有一次,周震鳞为革命向龙璋筹饷,他一时拿不出现款,竟以汽船一艘捐助给他。1911年春,黄兴派人到湖南为黄花岗起义筹款,龙璋当即赞助三万元。

19115,清政府坚持“铁路国有政策”,举国哗然,全国各地的保路运动高涨。龙璋认为“时可乘矣,立集党人分往各处筹备,秘密运动新军、防营中下级士卒”,积极投身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同年8, 达峰从湖北返回长沙筹划起义,龙璋大为振奋,大力支持焦达峰等人的革命行动。而湖南反动势力视龙璋为危险的革命分子,欲除之而后快,在湖南巡抚余诚格的一纸“格杀勿论”的黑名单中,龙璋的名字列在第一位。但龙璋仍然积极为革命奔走,武昌起义爆发后,龙璋的住宅成了革命党人策划起义的主要场所。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想让龙璋当湖南的都督,龙璋是做实事的人,没当,而担任了参议院下设的民政司司长,后来又去了湘西做巡按使。不久,加入国民党,并任国民党湖南支部评议长。后来还担任湖南一区选举监督,为国民党赢得在湖南选区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19137,“二次革命”爆发,龙璋反袁态度最为坚决。受龙璋的影响,工界亦最赞成反袁。但“二次革命”很快失败,龙璋不得不避走上海。龙璋在上海的时候,孙中山动员龙璋回湖南成立“正谊”社。龙璋依计而行,组建了正谊社。龙璋是社长,副社长是覃振(覃后来当过国民党的司法院长),秘书长是林伯渠。后来,正谊社、华兴会都并入了同盟会。1916年蔡锷在云南发动反袁护国运动后,龙璋“集民军应之,起平江、袭宁乡、侵湘阴,卒逐汤芗铭,恢复民国”,为讨袁护国作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凱死后,龙璋率兵进入长沙,任民政长,后曾代省长。后见党派纷争,龙璋“念国内社会阶级(矛盾)日深,而为政者不衅民力,竞为贪鄙,民生日蹙,困于朝夕生计,革命之机,已潜伏于中。乃以安定社会,发展生产为志,孽孽公益,夙夜以之。”退为党人谋善后,日夜操劳,由此得寒疾,并落下病根。19183月北军入湘,龙璋极力反对。后迫于时局,龙璋避居老家,因旧病复发,于这一年329日逝世。

鉴于龙璋投身革命“厥功甚伟”,1929,南京国民政府特下令褒扬龙璋,称龙璋“学术湛深,识量宏远。满清之季,慨念时艰,遂图改革,与黄克强先生及陈天、杨守仁诸烈士,阐明主义,为湘人先导。”“武汉起义,即在湘规画,首先响应”。并颂扬龙璋“毁家纾难,兴学育材,蹶而屡兴,老而益壮”。湖南省政府特意在长沙南岳建“烈光亭”,以纪念之。龙璋的革命业绩受到了孙中山的高度赞誉,孙中山曾亲笔书写“博爱”二字送给他。“博爱”二字旁还有5个字:“研仙先生属”。孙中山的手迹现由龙璋的孙女龙永宁珍藏。

龙璋去世时,何叔衡做了三副挽联纪念他:

一、满清名县令, 共和大功臣, 生而定论;

铜像表焦陈, 国葬奖黄蔡, 死与同归。

二、晚节与革命相始终,名为黄蔡战功所掩;

盖棺屈长沙之陷落,诛较焦陈横死无哀。

三、曰儒家,曰革命家,盖棺论今定;

        以瘁死,以忧国死,铸像礼亦宜

 

编者按:2002 月,本刊曾登载朱履先先生之孫女朱佩梅教授《我的堂母朱宝粹》一文,该文简要介绍了朱宝粹的一生,使我们对这位伟大女性有了大体的了解,但解放战争时期,朱宝粹在重庆的许多传奇故事,及其被誉为“重庆阿庆嫂”的事却鲜为家乡人所知。现转载原《泰州晚报》记者程越华《黄桥朱宝粹:重庆阿庆嫂》一文,以嚮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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