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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先生与北京大学地质系

于洸 何国琦


  丁文江先生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与奠基者之一,他对我国地质事业和地质科学发展的重大贡献之一,是非常重视地质人才的培养。1913年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举办,为我国近代地质工作的开展培养了一批骨干,丁先生对这项工作的贡献是众所周知、载入史册的。丁先生对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也非常关心,给予很多支持、帮助和指导,他还担任过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研究教授。这些都是丁先生重视地质人才培养的具体体现。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举办与北京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我国高等学校中设立地质学系培养地质人才是从北京大学开始的。1909年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称北京大学)设立地质学门(1919年改称地质学系),聘德国人梭尔格博士(Dr. F. Solgar)等人授课。19135月,2名学生毕业后,因学地质学的人数太少,开办费用很大,地质学门暂时停办了。

1912年冬,丁文江任工商部矿务司地质科科长。张轶欧司长向他介绍了章鸿钊先生1912年初任实业部矿务司地质科科长时所拟的《中华地质调查私议》,文中附有“地质调查储才学校简章”。在丁先生拟订的《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中,将举办地质研究班作为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第一步。他认为“调查地质着手之难,难在经费与人才”。“惟经验之才,技术之士,非作育于前,难收效于后”。“北京大学虽有地质一科,然不足以供地质调查之用”。1为尽快在中国开展地质调查工作,利用北京大学地质学门暂时停办的机会,工商部(1914年改为农商部)举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后称为地质研究所。丁文江任所长。丁先生曾写道:“为育材计,时北京大学校长何燏时、理科学长夏元瑮皆赞助之,许以大学之图书、仪器、宿舍相假,复荐德人梭尔格博士为讲师,于是招生徒,定课目,规模始稍具焉”。2地质研究所初招学员30人,191310月开学,借用景山东街(马神庙)北京大学地质学门的地方授课。

191311月丁先生外出考察地质,所长一职由章鸿钊先生担任。在比利时学习地质学获博士学位的翁文灏被聘为专任教员,1914年任教授,主讲地质学、高等矿物学、造岩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等课程。章鸿钊教矿物学、地史学。丁文江教古生物学、地文学。此外,都是聘兼职教员授课。一些课程由农商部部员兼任,如矿政司司长张轶欧教冶金学等。一些课程请北京大学教师兼任,如冯祖荀教授教算学,王鎣教授教物理学、德文,王季点教授教化学、照相术,王绍瀛教授教制图学、孙瑞霖教授教测量学,冯庆桂老师教动物学,阮尚介老师教机械学等等。北京大学地质学门第一届学生、后留学德国回国的王烈,也在地质研究所教构造地质学和德文。

19156月,地质研究所迁到丰盛胡同北京师范学校旧址办学。19167月,地质研究所22人结业,其中获毕业证书者18人,获结业证书者3人,1人未获证书。获毕业证书者中,13人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实现了“今日之研究,正为他日之调查”的办学宗旨。

地质研究所只办了一期。1916年秋,农商部将借用北大之仪器、标本送还。时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丁文江还与北京大学校长商定,北京大学担任造就地质人才的工作,地质调查所专做调查研究工作,可以随时吸收北大地质方面的毕业生,使他们有深造的机会。1918年,农商部曾致函北京大学,称:“查民国五年秋间,本部因经费困难,教员缺乏,将贵校附托本部开设之地质研究所停止,并将贵校借用之仪器标本送还,请贵校自行开设地质科,当经贵校函复开设在案。”“闻贵校自去年秋间,地质一科已照案复设,惟该科情形若何,学生数目成绩,本部极欲知其内容,以便设法提倡或择成绩优良者,酌与任用,或于春夏假期派员帮同实习。庶于民国二年以来,与贵校互相补助之精神,不期违背,相应函请贵校将一年以来办理情形详细示知,以便酌量辅助,至纫公谊。”北京大学复函,叙述了地质学门1917年秋恢复招生以来办学的情况,并附了一份地质学门课程一览表。3从上面简要的叙述中,确实可以看到农商部与北京大学“互相补助之精神”,可以看到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丁文江先生对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关心。

北京大学地质学门于1917年秋季恢复招生,1919年改称地质学系。在办学过程中得到了丁文江先生多方面的关心和指导。

丁先生非常关心地质学系的教师队伍建设,在聘请李四光和葛利普两位先生到北大任教的事情上做了许多工作。

李四光在英国留学,19186月在伯明翰大学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他谢绝老师留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及介绍他去印度一矿山任地质工程师的厚意,执意回祖国找矿。为了在回国之前获得一些广阔的实际地质知识,便到英国东部著名的锡矿山康为尔(Cornwell)工作一段时间。1919年初,丁文江随梁启超等赴欧洲考察,通过友人得知李四光的情况后,便找到李四光谈中国需要自己培养地质人员的迫切性,他说:“培养地质人才是当务之急”。建议李四光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教。当年秋天,丁文江又让去伦敦的四弟丁文渊与在伦敦的丁爕林(即丁西林,编者注)一同去康为尔锡矿山,找李四光再谈回国任教之事。4丁文江还辗转了解到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的情况。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1900年获哈佛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05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890年至1920年已发表论著153篇(部),他是德国血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失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职位。丁先生回国后与胡适(时任北大文科教授)一起去找北大蔡元培校长,介绍了李四光和葛利普两位先生的情况,并商定北京大学聘请李四光、葛利普任地质学系教授,以加强地质学系教师阵容,葛利普同时兼任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

李四光先生接到蔡校长电邀后,曾自德国给刚从北大到英国的傅斯年先生写信,询问北大的情形,最后应了蔡校长之邀,任北大地质学系教授。19209月本已排定他的课程,因尚未到校,由章鸿钊、王烈、翁文灏三位先生分别代课,19211月李先生到校上课。李先生开设过许多课程,除1921年讲过矿物学外,主要开设岩石学及实习、地质测量及构造地质学、高等岩石学及实习、高等岩石实验等课程。葛利普教授于192011月初到校上课,他讲授过地史学、古生物学、地层学、高等地层学、中国古生物学、高等古生物学、进化论、中国地层学等许多门课程。名师出高徒。葛利普和李四光两位教授于1920年同时到北大任教,是地质学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地质学系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对于地质人才的培养,对于东西方地质科学交流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出重大贡献。丁先生推荐的这两位老师,确实是丁先生对北京大学的贡献,丁先生对地质教育事业的一片热忱也于此可见。

丁文江先生对学生的学术活动也非常支持,给予指导。1920年,北大地质学系学生杨钟健等人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后改称地质学会),10月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地质学术团体,比中国地质学会的成立还早两年。117,地质研究会举行第一次讲演会,由丁文江先生讲演,讲题是“杨子江下游最近之变迁——三江问题”,50人听讲。该次讲演的记录稿刊登在《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第一期(191210月出版)上。丁先生的讲演不仅在学术上给大家以启发,在治学方法上也给学生以启迪。杨钟健(北大地质学系1923年毕业生,中科院院士)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那时,我已深佩丁先生的治学精神与方法”。5

1924157日,中国地质学会举行第二届年会。16,前任会长丁文江以“中国地质工作者之培养”为题发表了会长演说。他相信北京大学的地质学教育在许多方面现在与西方大学和矿业学校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认为“在强调注重野外实际考察方面,北京大学地质系已经超过了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西方研究机构”。“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完全没有严格的生物学课程,学生们除非加以补修,是难以期望了解地史学的基础原理的”。他还说道:“中国学生必须学习一些测量课程,特别是地形测量。这是因为中国境内只有很少的地区是测过图的,而这些地图往往不适用,这就要求地质工作者来测制自己所需要的地图。”6丁先生的这些意见是很重要的。在北大地质学系的课程设置中安排有动植物学、动植物实验、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平面测量及实习等课程。到1930年,丁先生更相信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教育质量。他曾对他的朋友陶孟和说,他认为中国的地质学现在已经进展到这个地步;再无须偏爱外国毕业的地质系学生。他说:“他预料中国地质系的毕业生同外国的地质系毕业生从此可以并驾齐驱了。”7

北大地质学系的毕业生,不少人到地质调查所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至1937年期间有36人,他们都做出了很优异的成绩。赵亚曾(1898~1929)先生,1923年毕业于北大地质学系,在校期间,从李四光、葛利普等教授学习地质、古生物学,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同时在地质调查所工作,1928年任该所古生物室主任,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发表著作18种,100多万字。丁先生对这样有为的青年是非常称赞、非常爱护、非常鼓励的,曾对人介绍说“这是北京大学出来的地质界的天才”。但不幸的是,赵亚曾先生在云南考察地质时,于19291115遇匪殉难,为学牺牲。地质学界闻讯都很悲愤,丁先生曾哭了好几次。丁先生曾赋《挽赵予仁》七律四首,有句云:“三十书成已等身,赵生才调更无伦。如何燕市千金骨,化作天南万里尘!”又云“老骥识途空自许,孤鸿堕网竟难还!……遥想闸心场上路,春来花带血痕殷!”8丁先生积极参与筹募由中国地质学会设立的“纪念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以其利息来奖励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上有重大贡献的中国地质学者。同时又筹集了赵亚曾的“子女教育基金”,以照顾赵的遗孀及三个孤儿(两儿一女)。丁文江先生爱惜人才、关爱中青年学者之情可见一斑。

1931315,丁先生应北大地质学会之邀,作了“中国地质学者的责任”的讲演,他说:“科学是世界的,是不分国界的,所以普遍讲起来,中国科学家的责任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完全没有区别”。“但有几种科学,因为他所研究的材料,根本有地域性质,所以研究这种科学的人,也就因为地域不同的关系,发生不同的责任。地质学就是这种科学之一。所以,研究地质的人,往往对于世界和对于本国,有特别的义务。”他结合中国地质和矿产资源的情况,详细说明了中国地质学者的责任,并且指出:“地质学者的责任如此重要,能够尽责自然要有长期预备。这种预备可以分做校内校外两种:在校的时候应该对于各种功课平均努力,以期得到相当的常识。北大对于地层和地史是最有成绩的,但若是一个人对于岩石、矿床没有普遍的知识,决没有发现金属矿的可能;同时专门从事所谓经济地质的人,假如不能了解地层、地史和构造的原则,决不能从事煤田、油田、含盐的观察”。他说:“出了学校以后的预备,第一是要得到野外工作的能力,这种能力没有相当的指导经验,是不容易得到的。现在有许多人,出了学校门,就想要独立工作,不愿意做人家的助手,受人的指导,这是很大的错误。”丁先生强调指出:“我们的责任很重大,很复杂,所以,训练越彻底,工作的效能越大。凡要自欺欺人的人,断不能成为地质学者,断不能负起地质学者的责任。”9丁先生的讲演使当时地质学系的学生深受教育,就是现在看来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1931年以前,丁先生有时候在北平,北大校方及学生曾多次请他到北大任课,都被他因为“没有充分时间”推辞了。有一次曾请他讲“中国西南地质”,丁先生大发脾气地说:“什么西南地质、西北地质的一大套。地质是整个儿的,纵然各地稍有不同,也没有另外专讲的必要。要这样开设起来,你们的学生有多少时间才够分配?我根本不赞成这种办法,我是不能去教的”。这样,请丁先生讲课的事也就作罢了。但后来有了一个机会。

为提倡学术研究起见,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自1931年至1935年,双方每年各提款20万元,作为合作研究特款,用于设立北大研究教授;扩大北大图书、仪器及他类相关的设备;设立北大助学金及奖学金。研究教授之人选“以对于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于著述者为标准;经顾问委员会审定,由北大校长聘任。”101931年,丁先生被聘为北大研究教授。这一年,地质学系被聘为研究教授的还有葛利普、李四光、谢家荣等3人。

1931年秋至1934年夏,丁文江先生任北大地质学系研究教授。丁先生教的是“普通地质学”,这是一门地质基础课,是他认为自己“能教的”,所以才“惠然肯来”。此外,还教过“地质测量”、“中国矿业”等课程。他过去教书的时间比较少,不教则己,既然教了,他是用尽了所有的力量去教的。他教课决不肯按某种或某数种教科书有的内容去教,即算了事。他要搜集普通的、专门的、古今中外的各种材料,斟酌取舍,并充分利用中国的地质实例,藉以解释沉积、侵蚀、火山、地震等种种地质现象。他曾说:“不常教书的人,教起书来真苦,讲一点钟,要预备三点钟,有时还不够!”当时任丁先生助教的高振西先生曾撰文道:丁先生“对于标本、挂图之类,都全力罗致,除自己采集、绘制外,还要请托中外朋友帮忙,务求美备。当时地质调查所的同事们曾有这样的笑话:‘丁先生到北大教书,我们许多人连礼拜天都不得休息了。我们的标本也给丁先生弄破产了。’”11

地质学所讲的内容,很多是岩石、化石,不顺口的名词,枯燥的数目字。但丁先生讲课诙谐生动,深入浅出,常用一些掌故、歌谣、故事打比方,加以科学解释,学生们听起来都很有兴趣。例如,地球上的山地、水泽、平原所占面积的比例很难记。丁先生就讲,我们江苏有句俗语,叫“三山六水一分田”。这句俗语讲的数字恰与地球上山地、水泽、平原面积的比例相同。这种“巧于比拟”的方法使学生们便于记忆。

1930年入学(时为二年级学生)的蒋良俊回忆,当时担任地史课教学的葛利普教授说,在美国的大学,各系最基本的课程,都由所谓Head professor来担任的。他认为丁先生学问渊博,由丁先生来讲授普通地质学是最恰当的人选,机会难得,所以建议我们同学再听一遍。蒋良俊写道:“果然,丁先生讲课,确是内容丰富,尤其是我国的实际材料多,对他所做的许多实际工作中见到的地质现象,讲述时都有分析,有自己的看法,讲得非常生动,吸引人。不但能为同学们学习地质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能启发同学们如何进行思考及分析问题。听丁先生讲课,我们感到受益不浅。”12

当时北大春假与暑假期间,地质学系学生都安排有为时几天或个把月的野外地质学习。丁先生对野外实习工作非常重视,亲自参加指导。凡预定实习的地方,他一定自己先弄明白。吃饭、住宿、登山等等一概与学生完全一致。他的习惯是: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他认为,带领学生必须一切均照规矩,以身作则。不如此,学生不能有彻底的训练,且有愧于我们的职责。贾兰坡先生回忆说:“丁先生在三十年代前半期,常带领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学生到周口店参观和学习,由于我经常在那里,也就常常由我来接待。1931年,为了发掘方便,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附近建了一座四合院,房子并不缺,可是丁先生虽然一般只住一夜,但也从来不享受一点特殊待遇,总是和同学们挤在三间南房居住。当时周口店的伙食还是比较好的,我们为了要招待这位上级,晚餐便准备得丰富一些,但我们怎样请他,他也不和我们一起吃,要和同学们吃那一菜一汤,他这种不脱离群众的高贵品质是很感人的。”13

丁先生教学工作尽心尽责,对学生严格要求,循循善诱,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誉和尊敬。高振西先生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这样的教师,丁文江先生给予学生们的好处,不只是学问、知识同治学的训练,他那种活泼的精神,任事的英勇,训练的彻底,待人的诚恳……无形之中感化到学生身上的实在更为重要。”14丁先生的老朋友钱昌照先生曾写道:“丁先生自己曾经说过,在北大做地质学教授的三年,是他一生最愉快的三年。可见,丁先生真是一位诲人不倦、十分难得的老师。”15

丁先生除任课外,还从事研究工作。他所著《丁氏石燕与谢氏石燕的宽高率差之统计研究》于1932年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1卷第4期发表,作者用统计方法考订了丁氏石燕与谢氏石燕的区别。193372229日,第16届国际地质大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丁文江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地质学会出席,同行者还有以个人名义参加的葛利普、步达生和德日进。丁文江与葛利普合著的两篇论文:《中国之石炭系及其与密西西比系及宾夕法尼亚系分类的关系》、《中国的二叠系及其在二叠系划分上的意义》在大会上宣读,并刊载在《第16届国际地质大会报告集》上,这是他们多年研究的成果,反映了当时中国地质学界在生物地层学上的研究水平,博得与会学者的好评。会议期间,丁文江还代表我国出席了国际古生物学联合会筹备会,并被推举为筹备会委员。会后,丁先生去英国、瑞典、瑞士短期访问后,在苏联访问了35天,研究莫斯科及东奈慈盆地之煤田,采集化石多种,赴巴库研究石油,再从地夫利司穿过高加索山脉,至“镇高加索城”,研究山脉南坡地质。11月回国后研究以上所得材料。16

还要提到的是,北京大学地质馆的建设。前面提到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的合作研究特款,地质学系分到一笔设备费。丁先生向时任地质学系系主任的李四光教授建议,可暂不用于购置设备,累积三年有4万多元,再想点别的办法集资,盖一幢楼。李四光先生采纳了这个建议,从1931年秋季起开始筹备,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教授免费设计,19345月动工,19357月竣工,在沙滩嵩公府夹道(现沙滩北街15号)落成一座地质馆。建筑及相关设备共用六万六千余元,经费由上述合作研究特款及北大经常费拨付,并由李四光,丁文江两教授捐薪资助。地质馆的建筑式样为L形,占地791平方米,南部为三层,北部除地窖外为二层。19358月,地质学系由二院(马神庙街京师大学堂旧址)北楼迁入地质馆。一个系有单独一幢教学楼,这在北京大学历史上尚属首次。1990213,地质馆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19346月,丁文江先生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之邀,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先生于19341018离开北京大学。

193615,丁文江先生在长沙湘雅医院逝世。16,他的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左家垅。他的朋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专程赶到长沙参加安葬典礼。193715,中国地质学会北平分会、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举行大会,纪念丁文江先生逝世一周年。丁文江先生诞辰100周年、章鸿钊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和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讨论会,19871057日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60个单位的113位学者与会,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出席,老中青几代人共聚一堂,纪念丁文江先生和章鸿钊先生,共议中国地质事业创业奠基史。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教授在会上作了“北京大学与中国地质”的讲演。这次纪念活动和学术活动,是由中国地质学会和北京大学共同筹办的,由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和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共同组织的。

丁文江先生在20世纪初叶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时间不长,但他从不同方面对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做过许多工作。人们永远记着这位我国地质事业的先驱者对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所作的贡献。

 

(于洸,教授,原北京大学地质系党总支书记,北京大学副校长;何国琦,教授,原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

参考文献

1、于洸,丁文江、章鸿钊与北大地质学学科的建设,巍巍上庠 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王鸿祯主编,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3、夏湘蓉、王根元,中国地质学会史(1922——1981),地质出版社,1982年;

4、王仰之,丁文江年谱,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

5、夏绿蒂·弗思,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丁子霖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

6、潘云唐,卓越的爱国主义地质科学家丁文家,泰兴文史资料第四辑(纪念丁文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专辑)(内部资料),1987年。

注释:

 1. 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未刊稿,油印本存全国地质图书馆。

 2.丁文江,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汇报》第一号序,1919年。

 3.农商部与北京大学来往函件刊载于19181118《北京大学日刊》。

 4.胡适著《丁文江传》第20页脚注,海南出版社,1993年。

 5.杨钟健,悼丁在君先生,《独立评论》第188号,1936年。

 6.丁文江,中国地质工作者之培养,《中国地质学会志》第3卷第1 期,1924年。

 7.陶孟和,追忆在君,《独立评论》第188号,1936年。

 8.转引自夏湘蓉、王根元《中国地质学会史》(1922~1981)第37页,地质出版社,1982年。

 9.丁文江,中国地质学者的责任,《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会会刊》第5期,19314月。

 10.见《北平晨报》1931719

 11.高振西,做教师的丁文江先生,《独立评论》第188号,1936年。

 12.蒋良俊,怀念丁老,《湖南省地质学会会讯》总第16号第5页,19867月。

 13.贾兰坡,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研究室的建立,《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第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14.高振西,做老师的丁文江先生,《独立评论》第188号,1936年。

 15.钱昌照,纪念丁文江先生百年诞辰,《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第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16.北大文理法三研究教授工作报告书于目前公布,《北平晨报》193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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