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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丁文江先生诞辰120周年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王鸿祯

    

今年适值丁文江先生诞辰120周年,又逢丁先生故居整修开放。我有幸应约为文纪念,感到十分光荣。谨以这篇短文对丁先生的120周年华诞和故居开放表达诚挚的敬意和祝贺。

近年以来,国家社会,弘扬文化,振兴科教,尊师重道,崇敬先贤。泰兴黄桥是一代科学大师丁文江先生的故乡。现在故居开放,供人瞻仰,我相信地质界、地学界、科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的有关人士都会受到鼓舞,感到庆幸。

这篇短文是应丁先生故居江苏省泰兴市政府之约,于今年4月写成。承允发表于此,仅表谢意。

丁先生对地球科学的各个学科无不通晓,对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科学,也无不关怀。但他学术的专精则在于地球科学和地质科学。他在地质事业和地质教育两个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先说地质事业:丁先生一生对人对事,负责求真,自强不息。他早年同章鸿钊、翁文灏等创建地质调查所,筚路蓝缕,育人建业,艰辛奠基。不到十年,就把地质调查所建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所完整的科研机构,在地质调研和学术出版等方面都达到了公认的国际水平,成为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骄傲。

关于地质教育,应从北京大学说起。丁先生和章鸿钊先生借用北京大学原地质学门的房屋设备创办的地质研究班(所)(1913——1916),实际上就是一所早期的地质教育机构,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地质人才,他们以后成为中国地质工作的脊梁。

说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丁先生于1920年促成蔡元培校长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聘请美国著名学者葛利普来华任古生物学教授,二是聘请李四光回国任地质学教授,从而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正规的理科地质系,出现了北大地质系第一个辉煌时期(1923——1928.我在林任申、林林著《丁文江传》题词中的“谊推葛李”即是指葛利普、李四光两先生。1930年北京大学陷入困境,又是丁先生和胡适、傅斯年先生等促成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与北大全面合作,增购设备,聘请研究教授,以支持蒋梦麟校长北上改革北大。当时丁先生就受聘为地质系研究教授。同时聘请的研究教授还有李四光、曾昭抡、王守竞、汪敬熙、刘树杞、胡适、汤用彤、周作人、刘复、徐志摩、赵乃抟等共15人,由此形成了北大地质系以及北大整体在上世纪30年代的再度辉煌。丁先生对中国高等学校早期成立的地质科系也都尽量予以关怀和支持。

丁先生还是“中国地质学会”(1922)、“中国古生物学会”(1929)、和“中国地理学会”(1934)的主要创始人。所以称他为“地学宗师”是最为恰当的。

丁先生对国家、社会以及朋友、学生和家人的责任感和服务意识是极为真挚、感人至深的。文末联语所说的“政论”主要是指他在“努力周报”(1921——1924)和“独立评论”(1932——1935)上发表的涉及政治、外交和军事的论文,其特点是出刊及时、“振聋发聩”,有新颖的见解。尽管他们提出的“好人政府”(1922)不免使人感到有陷入“明君贤相”窝桕之嫌,但从整体上说,仍然当得起时代“新声”之誉。丁先生关心政治,勇于发表政论,应是受到梁启超先生的启迪。他和梁先生于1919年作为顾问,同去参加巴黎和会,成为忘年之交。他对梁先生十分崇敬。1929年梁先生去世,丁先生在北平、上海两地举行的追悼会上都写了挽词,深情感人。我在林任申、林林著的《丁文江传》题词中的“名重蔡梁”即是指蔡元培、梁启超二先生。

丁先生的服务于人民大众、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行动准则的理念几乎成为一种信仰。他多次呼吁少数人应当并能够担当国计民生的大责任,而且终生身体力行,就是这个理念的表现。因此他论人治事每常以实践成效为准。即以引起颇多质疑的他1926年出任淞沪商埠总办一事而论,其目标是利用机缘,为国家人民做些实事,其过程是几位有社会影响的同道志士与当权者先有要约,而在一旦发觉当权者有违所约时,即决然离去,可谓光明磊落。而且是丁先生在短短的8个月任期内就做出了超常的业绩,初步奠立了大上海市的规模,部分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人民的权利。我想把先贤林则徐的两句名言换几个字,改成“苟利国家实践(生死)以,岂因毁誉(祸福)避趋之”,也许可以理解和说明他当时急于求得实效、不计个人毁誉的心情。还应当指出,他在1933年访问前苏联之后的两年内所写的几篇政论,对苏联新政权基本上是抱有希望和肯定的,这显现出他的大家风范和接受新生事物的科学家的客观态度。由于时代的局限,他服务于大众的理念无法上升到能够相信大众和依靠大众的高度,这也是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丁先生具有多方面的学术造诣,不限于地球科学,也不限于自然科学。他是地球科学的通才和全才,在地质以外,对测绘学和地图学的贡献也是脍炙人口的。他还是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界和科学史家。他对川滇土著人种的研究(1933);他的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著作《爨文丛刻》(1936);他对17世纪探险式地理学家徐霞客的长期推崇,精心编著的三卷本《徐霞客游记》和年谱长卷,及对其重要科学价值的阐发和评价(192119261928);以及他对17世纪宋应星著《天工开物》轶稿的搜求和部分重印(1923)都是最好的证明。

丁先生还具有非凡的科学管理才能,他于1934年应蔡元培先生约请,出任中国最高的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艰巨的全面整顿措施,使全院及各研究所工作都有章可循,面貌一新。1936年蔡先生亲自总结了他对中央研究院建立根本典章制度上的三大贡献。他在《努力周报》(1923)上主导开展的著名的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则体现了他捍卫科学和真理的精神,振聋发聩,唤醒了当时社会,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科学意识,的确是中国科学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他的这些活动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自然科学,包括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因此,丁先生对“科坛巨子、文化先锋”的称谓是当之无愧的。

我是从事地质科研和教学工作的晚辈学子,没有聆听过丁先生的教诲。但我清楚地记得,在193510月的一天,我刚进入北大地质系不久,在地质馆楼道里,看见蒋梦麟校长陪同一位蓄须微驼、谈笑风生的先生走进来。地质馆的一位老职工指点着对我说:“这就是丁先生。”当时他面部充满了崇敬之情。这是我有幸看见丁先生的唯一的一次。我想丁先生的高尚品德和非凡魅力会永远激励我们地质学人奋发前进。

我还要说明,在写这篇短文时,特别受益于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195619601973)》,黄汲清等的《丁文江选集(1933)》和王仰之的《丁文江年谱》(1989.胡先生的深情,黄先生的崇敬和王先生的勤慎都使我深深感动,敬志于此,表示谢意。

最后,我在此恭撰联语,敬谨表达我对丁先生的无限崇仰之情。

地学宗师    政论新声

科坛巨子    文化先锋

士林崇仰    桑梓同荣

忝属晚辈    共颂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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